建筑企业挂靠经营刑事责任问题实证分析

钟伟苗

挂靠经营不是一个法律概念，事实上也没有一个明确的定义，而是人们针对某些行业经营中存在的现象加以概括和提炼后的一种形象称谓。挂靠经营主要广泛存在于建筑施工、市政园林工程等国家实行资质管理的行业，也普遍存在于汽车运输（包括货运和客运）、废旧物资经营等特定行业。由于挂靠经营问题本身的多样性、复杂性，导致人们对挂靠经营法律性质的认识很不统一，从而使司法机关处理挂靠经营纠纷时特别是在涉及挂靠者的有关刑事责任问题时颇感棘手（关于挂靠经营纠纷的民事责任问题由于法律规定相对比较明确，认识也相对统一）。本文试图以一真实案例为视角，探讨建筑企业挂靠经营中涉及有关刑事责任的问题。
建筑企业挂靠经营一般是指以赢利为目的，没有相应建筑资质或建筑资质较低的企业、其他经济组织、个体工商户、个人合伙、自然人以其他有相应建筑资质或建筑资质较高的建筑施工企业名义承揽施工工程的行为。挂靠经营的手段一般情况是，挂靠者通过借用或租用被挂靠者的企业名称、企业公章、企业帐户、资质证书、营业执照、合同文本等，以被挂靠企业的分支机构，如项目部、工程处、施工队等面目出现，而以被挂靠企业名义对外开展业务。挂靠者与被挂靠者之间则一般是通过签订挂靠协议、内部责任制协议、承包协议等形式确定双方的权利义务。
建筑企业挂靠经营行为被国家有关行政法律法规和规章所明令禁止。如《建筑法》第二十六条规定：禁止建筑施工企业以任何形式允许其他单位或个人使用本企业的资质证书、营业执照，以本企业名义承揽工程。《招标投标法》第三十三条规定：投标人不得以低于成本的报价竞标，也不得以他人名义投标或者以其他方式弄虚作假，骗取中标。又如建设部《建筑业企业资质管理规定》第三十五条规定：转让、出借《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的，可以责令停业整顿，降低资质等级；情节严重的，吊销资质证书。
虽然建筑企业挂靠经营在法律上被明令禁止，但事实上却普遍存在。有的地方、有的建筑企业还把挂靠经营作为一种好的管理经验、好的经营模式加以学习和推广（短期内或表面上可以大大降低经营和管理成本）。当然，由于建筑企业挂靠经营中涉及挂靠者、挂靠者的雇佣人员、被挂靠者、开发建设单位、材料设备供应商等多方当事人，法律关系比较复杂，各行为人之间对挂靠经营约定的形式也会多种多样，有的采用典型的挂靠经营形式即“一脚踢”形式（被挂靠者除了收取固定的管理费或挂靠费外，不承担任何义务），但也有不少采用的是“责任制承包”形式（分为内部责任制承包和外部责任制承包）。“一脚踢”形式的挂靠其实法律性质很明确，没有什么争议，建筑业行政管理部门也很容易查处。因此，实践中这种形式的挂靠已经很少看到了。问题的复杂性主要体现在非典型的挂靠形式即“责任制承包”形式上。以下案例为证：
某四建公司中标获得了上海延安西路第二小学综合楼、上海场中路芳苑住宅D\E型多层住宅和C型高层住宅的土建和安装工程承包权，工程总预算为2189万元。建设方和承包方签订了《建筑安装工程承包合同》。根据《合同》规定，承包方的承包方式为包工包料，建设方按承包方的工程进度向承包方拨付工程款，合同还规定了其他一些必备条款。此后，四建公司聘请王某（非四建公司职工）担任该工程的项目负责人，并与他签订了《单位工程责任协议书》。按照《协议书》规定，王某以包工包料形式“承包”上述所有的工程项目，四建公司预先按总工程款的一定比例提取税收、“管理费”和“安全保证金”、“工程保修费”等费用，其余工程款项由王某按工程进度向四建公司申请拨付。《协议书》还规定，对承包方和建设方签订的合同中有关承包方的条款，王某必须保证履行并负法律责任。《协议书》同时规定了四建公司要解决王某工程施工中的主要技术问题，并要对工程质量和安全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至案发时，建设方共拨付给四建公司工程款2134.1万元，王某以付民工工资（用现金）和购工程材料（一般用支票）为名从四建公司领取2051.7万元（其中现金493.9万元，转帐支票1557.8万元）。经查，王某实际只付民工工资391.7万元（工程材料款问题至今未查清），把现金用于其它工程项目开支19.2万元，王某对其余款项加以侵吞。由于王某的不当做法，致使四建公司已被迫重付民工工资66.6万元和材料款等97万元（债权人向法院起诉四建公司，法院判决四建公司向债权人支付工资或材料款）。另外，王某在担任另一建筑企业杭州中医院教科病房楼项目经理期间，采用了同样手段，获利70多万元。
对于王某行为的定性，主要有以下三种不同的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王某不构成犯罪。其理由是：1、从四建公司与王某签订的《单位工程责任协议书》内容看，工程项目的实际承包者是王某个人，四建公司除按比例提取固定费用外，不承担任何工程风险，且该工程项目的中标，王某起了主要作用，因此，王某的所谓承包经营实质是挂靠经营，实际上是王某个人经营；2、王某不是四建公司的正式职工。因此，王某既不符合职务侵占罪的主体要件，也不具备职务侵占罪的客观要件。至于四建公司被迫重付民工工资和工程材料款的问题，则是四建公司同意王某挂靠的直接法律后果之一，四建公司可以通过民事诉讼向王某追偿。
第二种观点认为，王某构成职务侵占罪。理由是：1、王某开始“承包”前，四建公司发文任命王某为上海工地的负责人，表明王某具备了职务侵占罪所必需具备的“职务”；2、王某利用职务之便领取并侵吞民工工资的行为十分明显，且数额巨大；3、王某主观上是故意，且其行为具有较大的社会危害性。
第三种观点，也就是笔者的观点认为，本案应分以下二种情况加以定性：
第一种情况：如果查实王某本质上确属四建公司内部责任制协议的一方当事人时，王某的行为构成职务侵占罪。理由是：
首先，要对“挂靠经营”和“内部承包责任制”进行本质区分。要透过现象看本质，才有可能对两者真正加以区分。国家对建筑企业的管理主要是通过资质管理来实现的。那么什么是资质呢？按照建设部《建筑业企业资质管理规定》第五条的规定：建筑企业资质是指企业的建设业绩、人员素质、管理水平、资金数量、技术装备等。第十八条规定：企业应当按照《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所核定的承包工程范围进行工程承包活动。由此可见，建筑企业资质的主要考量因素是生产要素。挂靠经营是建筑企业出借或出租企业资质等，而内部责任制则不存在企业资质的出借或出租等问题。因此，挂靠经营与内部责任制协议的区分标准也应当以生产要素为考量要素。分析生产要素是对建筑企业挂靠经营和内部责任制协议进行区分的唯一手段。从二者固有的涵义分析，“内部承包责任制”协议的发包方必须提供必要的生产要素，如资金、场地、技术、设备等等，而“挂靠经营”关系中的被挂靠者一般不提供必要的生产要素，大都只提供“牌子”（虽然个别情况下“牌子”也是生产要素，但在这种情况下，“牌子”只是“承包”关系中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在挂靠经营的情况下，即使挂靠者是本单位的职工，也仍然改变不了其挂靠的性质，反过来，在实行内部承包责任制情况下，即使承包人不是本单位人员也仍然无法改变内部责任制的性质。因为，人员虽然是重要的生产要素之一，但人员的归属问题却并不是生产要素。更何况，在这里何为“本单位人员”并不是一个非常直接明了可以得出结论的问题。决不能以是否在本单位拿固定工资，是否是本单位为其交纳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等作为唯一区分标准，因为，用工形式和报酬形式都是可以多样化的。单位既可以用正式工，也可以用合同工，还可以临时聘用人员为其工作。报酬形式可以是固定工资，也可以是计件工资、计时工资，还可以用风险承包制等等。从本案情况看，如果四建公司不但提供了“牌子”（即公司名称、营业执照、资质证书、企业印章等），而且事实上提供了工程所需的必要的技术管理、技术服务，进行了必要的安全、质量管理，加上已查明的四建公司按工程进度向王某拨付工程款等进行资金管理等情节，那么完全可以断定，王某和四建公司的关系决不是什么“挂靠”关系，而是“内部承包责任制”关系。在本案中，王某应当被看作是四建公司的“本单位人员”。
其次，要搞清王某从四建公司领取的款项的所有权归属问题。有人认为，四建公司拨付给王某的工程款项其实是王某个人的钱，按合同规定，四建公司有按王某要求拨付工程款的义务，四建公司只是代付而已。笔者认为，按照银行操作的基本规则“谁的钱进谁的帐，由谁支配”，建设单位拨付给四建公司的工程款，一旦进入四建公司的帐户，其所有权和支配权就属于四建公司。
第三，要对“利用职务便利”进行正确理解。所谓“利用职务便利”是指利用自己在职务上所具有的主管或者管理、经手本单位财物的方便条件，如公司经理利用自己有权在一定范围内调配、处置单位财产的便利，企业会计利用自己有权管理财务的便利等等。只要行为人利用职务之便，侵吞本单位财物的，都要以职务侵占或贪污行为论。
当然，这里的“职务”概念本身也是很值得研究的。是注重行为人的“本单位人员”的身份，还是注重行为人职务的实质确是有争论余地的。这个问题有点类似于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国家工作人员的概念和范围之争，但从“两高”分别就有关个案中对国家工作人员的多次解释或个案答复趋势看，现在已基本认同职权论即注重行为人职权的实质，而不问其是否正式在编国家工作人员。如最高人民检察院2000年3月21日《关于以暴力、威胁方法阻碍事业编制人员行政执法活动是否可以对侵害人以妨碍公务罪论处的批复》、2000年4月30日《关于中国证监会主体认定的请示》、2000年5月4日《关于镇财政所所长是否适用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批复》、2000年10月9日《关于合同制民警能否成为玩忽职守罪主体问题的批复》、2000年10月31日《关于属工人编制的乡（镇）工商所长能否依照刑法第397条的规定追究刑事责任问题的批复》、2001年1月2日《关于工人等非监管机关在编人员私放在押人员行为和失职致使在押人员脱逃行为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最高人民法院2000年9月14日《关于未被公安机关正式录用的人员、狱医能否构成失职致使在押人员脱逃罪主体问题的批复》等都强调了只要行为人具有实际的职务或职权，而不问其是否正式在编人员身份，都按国家工作人员对待。又如，2003年《全国法院审理经济犯罪座谈会纪要》也指出：受委托经营管理国有财产是指因承包、租赁、临时聘用等管理经营国有财产。认为长期聘用人员与正式在编人员无多大区别。对这个问题的上述认识在废旧物资经营行业也具有同样的意义。如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废旧物资回收经营业务有关税收问题的批复》（国税函[2002]893号文件）指出：废旧物资收购人员（非本单位人员）在社会上收购废旧物资，直接运送到购货方（生产厂家），废旧物资经营单位根据上述双方实际发生的业务，向废旧物资收购人员开具废旧物资收购凭证，在财务上作购进处理，同时向购货方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或普通发票，在财务上作销售处理，将购货方支付的购货款以现金方式转付给废旧物资收购人员。鉴于此种经营方式是由目前废旧物资行业的经营特点决定的，且废旧物资经营单位在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时确实收取了同等金额的货款，并确有同等数量的货物销售，因此，废旧物资经营单位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行为不违背有关税收规定，不应定性为虚开。笔者认为，在这里，废旧物资收购人员虽然不是废旧物资经营单位的正式职工，但是完全可以看作是其临时职工，是其代理人，因为其与正式职工的工作在本质上没有二样，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收购人员往往以经营单位的名义开展工作，作为第三方很难分清这些收购人员到底是不是经营单位的正式职工，而且事实上，第三方对这个问题也并不需关心。
总而言之，本案中的职务既可以是“正式职务”，也可以是“临时职务”，甚至还可以是“兼职职务”。职务侵占罪或贪污罪的一个本质问题是“行为人利用了职务上的便利条件，侵吞了该职务所归属单位的财产”。从本案情况看，王某虽然不是四建公司的“正式职工”，但他作为四建公司上海工地的负责人和《协议书》中的“承包人”却是不争的事实，王某的“职务”是一种“临时职务”或“兼职职务”。而且，王某确确实实是利用了他的上述“职务”便利，从四建公司分多次领取了全部民工工资款和工程材料款并向四建公司隐瞒了其实际上不付或少付民工工资款和工程材料款的事实，并进而对上述余款加以侵吞。王某的做法是“利用职务之便”侵吞“本单位”财产的一种表现方式。
第四，从主观上看，王某存在非法占有目的，具有刑法上的主观恶意。尽管王某与四建公司之间根据双方约定存在着由民事法律调整的债权债务关系，但并不能说存在这些债权债务关系就一定只能由民事法律来调整。如果行为人具有刑法上的主观恶意，其行为超出了必要的限度，则仍有可能由刑法来作出调整。从本案看，王某先前曾用同样手段侵吞了某建筑公司工程款70余万元，因未被追究任何责任，故王某认为此举有空子可钻，因此，其继续用这种方法在四建公司故伎重演。虽然尚没有足够证据证明，王某一开始承建工程就抱定了要非法侵害公司的财产，事实上他也为工程的顺利按合同施工作出了很多努力，但是完全可以肯定，在工程施工过程中，王某非法占有的目的还是十分明显的。王某以支付民工工资和材料款名义多次从四建公司取得款项，但实际上他只是作了部分支付，把其余款项或用于个人消费或用于与本工程无关的项目。案发后，王某对主要财产都作了转移。如果没有双方的协议书，如果没有王某的职务，如果没有王某的请求，则四建公司是决不可能向王某付款的。可见，王某与四建公司签订《协议书》只是其实现侵占公司财产目的的一种手段。四建公司直到第三方起诉要求其支付工资或材料款时才知道王某的所作所为，因此，王某的行为具有较大的隐蔽性和欺骗性，虽然不易被识破，但经过综合分析，就会发现王某的犯罪故意是十分明显的。
第五，王某的行为具有较大的社会危害性，有实行刑事惩罚的必要性。建筑行业存在类似的问题由来已久，且带有一定的普遍性，说明类似王某的行为其社会危害性是比较大的。
第二种情况：如果查实王某与四建公司的关系确实只属于挂靠关系，而不能认定为内部责任制关系，那么，王某的行为构成合同诈骗罪。理由是：王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用签订合同的形式，采取隐瞒事实的方法，使四建公司多次“自愿”地向其“拨付巨款”，并从中加以侵吞的行为，完全符合合同诈骗罪的特征。非法占有目的如何认定？许霆案的判决也许能给我们一些启示。许霆在明知银行自动取款机有故障的情况下用银行借记卡取款（实际取款一千元，取款机却只扣除一元），仍一百多次取款获利17万多元。如果说第一次取款时，许霆真是不知取款机有故障，其意外地获了利，属不当得利，在协商不成的情况下，银行通过民事诉讼追回损失款项是最后选择。那么在其第二次、第三次直至第一百多次取款时，非法占有的故意已变得非常明显了，追究许霆盗窃罪刑事责任是完全正确的。同样道理，王某在第一次采取上述方式侵吞款项时，确实较难查证其具有非法占有故意，但在其已有过成功的经验且故伎重演的情况下，如果其拒不交待款项去向，就认为其不具有非法占有故意就既不符合法理也不符合实际了。






作者单位：浙江省诸暨市人民检察院 电话：0575-87015653

浅谈民事诉讼调解方法及程序适用的理解

王长君


　　调解是民事诉讼的一项重要制度，是人民法院处理案件的一种结案方式，是人民法官的职责之一。民事诉讼调解是指在人民法院的主持下，在当事人互谅互让的基础上，就民事权利义务或诉讼权利义务问题达成协议，合情、合理、合法地解决民事争议的诉讼活动。它有利于实现公正、效率和案件的执行，有利于节约诉讼资源，对迅速解决民事纠纷和提高审判权威起到了很大作用。人民法院作为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事实上处于各种社会矛盾交织的风口浪尖上，有效地化解社会矛盾，是人民法院的审判工作所担负的一项重要职能。最高人民法院要求，审理案件要当判则判，当调则调，调判结合，把案结事了作为民事审判的最终目的。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如何能解决纠纷，化解矛盾成为一个重要研究课题。不得不使人们对司法调解进行重新审视。2005年，最高人民法院和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对民事审判工作提出了更新、更高的要求，其中最突出的就是大力加强民事案件的调解工作，坚持将调解作为裁判案件的基础并贯穿于诉讼活动的始终，因为民事调解在案件的处理当中有着平息矛盾、化解民间纠纷、促使义务人自动履行义务等的特殊功能，起着其他裁判方式不可替代的作用。调解是指发生争议的双方当事人，在负责解决纠纷的机关或者组织的主持下，自愿协商达成协议解决纠纷的活动。根据调解活动是否为人民法院所主持，民事纠纷的调解又分为诉讼中的调解和诉讼外的调解两大类。其中，人民法院审判民事案件时主持的调解叫调解诉讼中的调解，也叫法院调解，是人民法院民事审判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司法审判制度。一个案件能否调解成功，运用什么样的调解方法是很重要的。根据民事审判实践，我们常用的调解方法很多，比如有心理调解法、过错剖析法、背靠背法、亲情融化法、冷处理法、换人调解法、现谈一下这几种调解方法的具体运用。

一、心理调解的运用

　　有的民事案件，争议很小，标的也不大，由于当事人之间对事实存在理解的偏差，导致双方发生纠纷。有很多原告起诉到法院，是为讨一个说法、出一口气、寻找心理平衡。比如一些名誉权侵权案件，经原告多次打招呼，被告人总是不听，仍然我行我素，原告便起诉到法院。对这类案件，被告往往都没有道理，法官应当抓住当事人的心理，在庭审中，尽快查明被告错在哪里；查明事实后，对被告加以批评教育，赔个不是，使原告得到一定的心理安慰，以消除双方之间的隔阂或误解，从而快速化解纠纷。

　　二、过错剖析法的运用

　　一般来说，民事诉讼中原、被告双方均存在一定的过错，只不过是双方承担责任的多少不同罢了。由于双方对责任分担产生争议，原告往往都是责任小的一方，其起诉至法院，就是要法官作出公正的裁判。比如在处理人身损害赔偿类纠纷时，一般都是双方分担责任，很少有一方承担全部责任的案件。因此在法庭调查结束后，主审法官便可作一个小结，对责任大的一方进行批评教育，此后也要指出过错小的一方在本案中应承担的责任。总之，要出于公心、居于中立、说几句公道话，尽管双方都受到批评，只要责任划分得清楚，他们还是认同的。在此基础上，根据双方过错大小、经济承受能力等因素进行调解，一般都能达到较好的效果，标的较小的案件甚至可以当庭清结。

　　三、分头调解法的运用

　　分头调解法又叫背靠背法，在很多民事案件处理过程中采取这种方法会取得一些意想不到的效果。此种方法可在庭前、庭中休庭或庭后进行，一般由审判员和书记员找一方当事人谈话，再找另一方当事人谈话，了解案件的一些实质性问题，通过沟通，使主审法官知晓两方的情况，找准调解的突破口。在此情况下，再由审判员和书记员分别找双方当事人，给他们讲本案对其不利的情况，叫他们作出让步。比如我们经常处理的民间借贷纠纷案件，在被告还贷困难的情况下，给原告做工作时，我们往往要讲被告的困难和借贷风险、诉讼风险以及执行中可能遇到的困难等问题，或者说明《赊三不如现二》进行当庭兑现对其更有利。对被告讲时，我们可以说，如果达不成协议，法院将会判决你在一定期限内返还原告本息，如再不自觉履行，还可能会被强制执行，低架子，但到时候损失可能会更大一点，不如订个还款计划，以后就按计划履行。这样，一个案件就很可能会调解成功，促使双方达成协议。

　　四、亲情融化法的运用

　　有些家庭矛盾是因一时之气或因鸡毛蒜皮的小事引起，有的矛盾越闹越深，双方都不愿放低架子，但从双方内心深处来讲是愿意和好的，希望有个中间人帮他们找个台阶下。如赡养纠纷，有的是父母与子女间的矛盾，有的是兄弟姐妹间对赡养问题互相推诿。此时，可与子女沟通，让他们回想父母把他们拉扯长大成人的艰辛。你们也在养儿育女，鸦且有反哺之情、羊还报跪乳之恩，何况人乎？尊老爱幼、赡养老人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通过合情入理的教育，使其回顾过去亲情的可贵，和目前因反目成仇带来的情感伤害，使双方能求大同、存小异，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这样，调解便会达到水到渠成的效果。

　五、冷处理法的运用

　　善于捕捉调解信息、掌握调解时机是做好调解工作的重要环节。一般情况下，对民事案件的调解宜早不宜迟。对外力影响小、诉讼成本较小的案件在立案初期调解，效果会很好；但有些案件则相反，宜采用冷处理法。比如离婚案件，多年的夫妻从走向婚姻殿堂到走进法院大门，双方必定经历了激烈的思想斗争和心理矛盾过程，有的是因为与对方父母关系僵化造成的，有的则是由于一时误会或一时冲动所致，还可能两头受气，此时宜采用冷处理的办法，叫双方回去考虑一段时间。在这段时间里，双方的亲属、朋友、同事、同学等身边的人必定会做一些和解工作，同时也帮助双方解开一些疙瘩和消除一些误会。之后，有的当事人会主动来撤诉，没有完全想通的当事人也会有不同程度地动摇，主审法官可趁热打铁、加大调解力度，这样，双方和好的可能性便大大增加。但冷处理需要注意的是，不能久“冷”而不处理，同时要避免久调不结，尤其是要避免超审限的现象发生。

六、换人调解法的运用

　　法官遇到一些棘手案件，调解结案作为首选时，必然会付出很多的时间和精力进行调解。如遇到当事人没有松动或松动不大时，会产生一些急躁心理，有时甚至会与当事人产生对抗情绪，这样便不利于案件的审理，此时宜采用换人调解法。换人调解会减缓当事人的对抗心理，且调解人也许会变换一个角度进行调解。不同方法、不同的语气、不同的切入点会给当事人一个全新的感受，但法律终究是相通的，说千道万，此调解人与彼调解人的调解观点最终是一致的。虽然两人事先未沟通、未商量，但当事人感到两人观点如此相同，便会打消疑虑，增强对法官、法院的信任感，这样调解起来便容易多了。换人调解应不拘一格，不光是审判员间交换调解，还应包括人民陪审员、法官助理、书记员、人民调解员等，必要时，院长、主管院长、庭长等法院领导也可以亲自出马，利用其更高的威信、更强的影响力做当事人的工作，促进调解协议的达成。总之，调解的方法很多，我们要学会灵活运用；用什么方法、什么时间用，对一个案件的调解成功与否都是至关重要的。

　 一、民事调解制度的含义

　　民事诉讼调解是我国民事诉讼法的一项重要的基本原则。做好民事诉讼调解工作，对于及时化解矛盾，促进社会交易的正常流转，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民事诉讼法》第九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应当根据自愿和合法的原则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应当及时判决”。
　　所谓的民事诉讼调解制度，是指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的过程中，可以在查明事实，分清是非的基础上，根据自愿和合法的原则，主持并促使当事人双方达成协议协商解决纠纷的制度。它不是对抗性的，也不是权威压制型或者违背法律意识的“和稀泥”式的，而应当是当事人意思自治型的，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应当是现代调解制度的核心理念。

　　二、诉讼调解的法律规定及其适用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于2003年12月1日起施行，其中对调解作了详细的规定，其中下列民事案件，人民法院在开庭审理时应当先行调解：1、婚姻家庭纠纷和继承纠纷；2、劳务合同纠纷；3、交通事故和工伤事故引起的权利义务关系较为明确的损害赔偿纠纷；4、宅基地和相邻关系纠纷；5、合伙协议纠纷；6、诉讼标的额较小的纠纷。笔者理解：“应当先行调解”就是以“司法解释”的方式将庭前调解确定为诉讼必经程序，以上“应当先行调解”的6种类型的案件，占各类民事案件的绝大多数。如果充分利用好先行调解制度，将对提高案件审理速度、及时化解民事纠纷起到很大的作用。同时，此《若干规定》及最高人民法院所公布的于2004年11月1日起施行的《关于人民法院民事调解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也对不适合进行调解的几种民事案件进行了详细的规定：“1、起诉时被告下落不明的；2、发回重审的；3、共同诉讼中一方或双方当事人人数重多的；4、法律规定应适用特别程序、审判监督程序、监督程序、公示催告程序和企业法人破产还债程序的；5、人民法院认为不宜适用简易程序进行审理的”。这几种类型的案件，由于其特定的案件性质，不适宜调解，或者法律规定不允许调解，因此，规定这几类没有必要调解的民事案件可以不用调解程序而直接进行审判。通过以上的规定，使审判程序更具有了可操作性。

　　三、在诉讼调解过程中应当注意的几个问题

　　1、片面强调调解率的做法欠妥。近几年，部分法院将调解纳入岗位目标考核中一项加分的项目。在这种情况下，个别法院为了在层层的岗位目标考核中取得好成绩，在审判工作中相对加大了调解的力度，有的法院给每个庭或者审判人员规定了一定的调解比例数额，使得许多法官为完成这一考核任务，随意启动调解程序。加之法律对调解权的待命和调解程序的启动缺乏明确的规定，使得承办案件的主审法官与合议庭认为必要时可以随时组织当事人调解，也就是说，不管当事人是否同意，案件办到哪里，主审法官的调解工作就可以做到哪里。一方面，法官为了达到限定的调解比例数额，随意、随时进行调解；另一方面，当事人从一开始进入诉讼程序，就受到法官主动的调解，使双方当事人诉讼权利受到一定压制，当事人自由选择纠纷解决方式的诉讼权受到侵害。过分的强调调解，使法院失去调解本身所具有的独特的公正价值。
　　2、物质力量对法官介入调解的影响。我国建立了错案追究制度，大部分地区的法院将主审法官的错案率与工资待遇、职务升降等直接挂钩，导致主审法官在审理案件时面临着错判可能产生的风险和压力，特别是在一些法律依据比较含糊或者不完备以及当事人双方证据势均力敌的情况下，为了规避风险，法官在审理案件时往往会无视调解的“自愿”原则，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进行调解劝说，尽量说服当事人接受调解以达成调解协议，甚至有可能进行威胁或者诱导。只有在调解无望时才不得已采取判决方式结案。基于法官这种趋利避害的选择，容易导致法官漠视当事人的权利，强行调解，久调不决，损害当事人合法权益的错误做法。
　　3、“事实清楚、分清时非”原则限制了调解功能的发挥。根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法院应根据当事人自愿的原则，在事实清楚的基础上，分清是非，进行调解。查明事实、分清责任是判决的前提条件，而调解的含义本身就包括对某些界限不清的事实、责任含糊不究，互谅互让，以达到既解决纠纷又不伤和气的目的。当事人选择调解的目的之一就是要提高效率，如果所有案件都要求在查明事实、分清是非责任的前提下进行调解，调解的优势就会丧失，还不如判决更简便、快捷。可见，一味要求查明事实、分清责任，既不尊重当事人的自由处分权，又耗时、费力，浪费法院的审判资源。新公布的《民事调解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作出相应的规定“当事人可以自行达成和解协议、人民法院可委托单位或个人从事调解活动”。对调解范围作出了扩大化的规定，甚至可以允许当事人庭外自行进行和解，同时对于此类调解协议，人民法院应当予以确认。但同时注意到，调解协议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不予确认：1、侵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2、侵害案外人利益的；3、违背当事人真实意思的；4、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禁止性规定的。以上几类协议即使双方当事人达成协议，法院也不应予以确认。特别要注意的是，有的案件当事人恶意串通，为逃避债务以诉讼调解方式转移财产，逃避法律责任，损害国家、集体或他人的合法利益，如假离婚、假抵债、假清偿等。对这类调解案件一定要慎重审理，认真审查，一旦审查确实，不但不能下发调解文书，还应对其进行相应的民事处罚。
　　4、法律及司法解释对调解的规定过于简单，审判实践中难以操作。民事诉讼法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 》设专章规定了调解，但内容简单，过于原则，缺乏法官和当事人必须遵守的程序和规范。一方面造成法官在实施过程中随意性很大，何时调解、如何调解，均由法官决定，没有程序性的约束；另一方面，造成法官在实施过程中不敢大胆适用。对调解中自愿、合法的规定也过于原则，审判实践中认识不一。
　　5、调解监督机制不健全。虽然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条规定了“当事人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调解书，提出证据证明调解违反自愿原则或者调解协议的内容违反法律的，可以申请再审”。但在实践中，由于调解协议是当事人亲自签字，即使违法调解，调解协议内容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的还好，要求当事人提出“证明调解违反自愿原则”的证据，几乎是陷当事人于举证不能，一般没有造成严重后果的，大都将错就错。而且人民检察院对调解也无权提出抗诉，所以对调解的监督力度几乎为零。
　　6、法官“调审合一”的双重身份及“主宰者”的角色，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司法公正。民事诉讼法对调解的程序未作独立、专门的规定，实行的是“调审合一”的调解模式。这种模式对降低诉讼成本、避免严格程序带来的对抗性，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和现实意义。但是，随着司法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它在审判实践中所暴露出来的弊端日益突出，如在案件审理过程中，法官常常身兼调解者和审判者双重身份，而且法官的“主宰者”角色，使法官对运用调解方式还是判决方式结案，拥有较大的选择权，有些能调解结案的案件，法官却将调解走了过场；有些案件应当及时判决，法官却在开庭后反复调解，久调不决。法官的这种身份势必造成法官在身份上的冲突，一旦调解不成，容易使当事人对法院的公正和判决的正义产生怀疑，有损司法权威。
　　7、赋予当事人反悔权的规定有待完美。根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调解书送达前任何一方当事人都可以反悔，而无需任何理由。因此，当事人在诉讼中达成的调解协议对当事人并无任何约束力。这对调解制度的发展产生了不利影响，损害了法院的权威和遵守调解协议一方当事人的利益，导致了审判资源的浪费，助长了当事人在调解中随时意言行、不负责任的倾向。
　　8、当事人恶意调解问题。调解协议的达成往往是权利人一方作出某种程度的让步以换取更大的主动权。由于社会诚信制度尚未建立，一些别有居心的人往往利用法院调解这个程序达到使对方让步的目的，等调解协议达成后却不按时履行协议规定的义务。而对方为了达成调解协议往往作出一一定的让步，使权利人为了能使自己的权益得到最快的保护而所作的牺牲就完全白废，也直接影响了法院的权威与公信力。如何避免当事人自愿调解的风险也成了法院必须要解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