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人民政府


吉林省人民政府令
　（第５３号）


　　《吉林省省级教学成果评审和奖励的若干规定》已经１９９６年１１月１５日省政府第５０次常务会议通过，现予发布施行。

　　　　　　　　　　　　　　　　　　　　　　　　　　　
省长　王云坤
　　　　　　　　　　　　　　　　　　　　　　　
一九九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吉林省省级教学成果评审和奖励的若干规定



　　第一条　为了做好省级教学成果评审和奖励工作，鼓励教育工作者从事教学研究，提高教学水平和教育质量，根据《教学成果奖励条例》的规定，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所称省级教学成果，是指符合教育教学规律，反映各级各类教育特点，具有创新性、科学性、实用性，对提高教学水平和教育质量，实现培养目标产生明显效果的教育教学方案。


　　第三条　申报省级教学成果奖的项目，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国内首创或先进；
　　（二）经过两年以上教育教学实践检验，效果良好；
　　（三）在省内外具有一定影响。


　　第四条　省级教学成果奖，分为特等奖、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对获奖者颁发相应的证书和奖金。


　　第五条　符合本规定第二条规定的教学成果，属国内首创，对提高教学水平和教育质量、实现培养目标有特殊贡献的，可获得省级教学成果特等奖，并申报国家级教学成果奖；达到国内先进水平的，可获得省级教学成果一等奖，可以申报国家级教学成果奖；达到省内领先水平的，可获得省级教学成果二等奖；达到省内先进水平的，可获得省级教学成果三等奖。


　　第六条　少数民族地区取得的教学成果，在同等水平时，可优先获得奖励。


　　第七条　经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批准设立的各级各类学校及其教师、教学辅助人员和教学管理人员，在各类教育的教学中取得成果的学术团体，其他社会组织及个人，均可依照本规定，申请省级教学成果奖。


　　第八条　在成果的方案设计和实施过程中做出主要贡献的单位，为成果的主要完成单位。申请省级教学成果奖时，每项成果的主要完成单位不得超过３个。


　　第九条　直接参加成果的方案设计和实施，并做出主要贡献的个人，为成果的主要完成人。申请省级教学成果奖时，每项成果的主要完成人不得超过５人。


　　第十条　申报省级教学成果奖按照下列程序进行：
　　（一）高等教育的教学成果，由主要完成者向所在院校提出申请，经所在院校审核同意，向省教育委员会推荐；
　　（二）基础教育、职业教育、成人教育的教学成果，由其完成者按照行政隶属关系逐级上报，由所在市、州的教育行政部门进行初审，初审合格的，向省教育委员会推荐；
　　（三）不属于同一市、州或者省政府同一部门的两个以上单位或者个人共同完成的教学成果，由其完成者联合向主持单位或主要完成人所在单位提出申请，按照本条第（一）、（二）项规定申报；
　　（四）在本省行政区域内隶属于国务院有关部门的单位申报省级教学成果奖的，应当持主管部门的委托函件，按照本条第（一）、（二）、（三）项的规定提出申请，并按我省的有关规定评奖。


　　第十一条　省级教学成果主要完成者所在单位接到申请后，应当在３０日内提出审核意见并逐级上报。


　　第十二条　市级教育行政部门接到省级教学成果主要完成者所在单位上报的省级教学成果后，应当在３０日内进行初审，并将初审合格的向省教育委员会推荐。


　　第十三条　申请省级教学成果奖，须填写省教育委员会统一制定的《省级教学成果奖申请书》及《省级教学成果奖申请表》，并提交反映该成果的科学总结，或者在省级以上新闻出版部门批准的报刊上发表的论文。


　　第十四条　省级教学成果奖的评审工作，由省级教学成果评审委员会（以下简称评审委员会）进行。评审委员会的主任、副主任和委员由省教育委员会聘任。


　　第十五条　省级教学成果奖的评审，需在评审委员会五分之四以上委员参加的情况下进行，评审结果由评审委员会以无记名投票的方式产生。二、三等奖的评审，须有评审委员会到会委员二分之一以上赞成；一等奖的评审，须有评审委员会到会委员三分之二以上赞成；特等奖的评审，须有评审委员会到会委员四分之三以上赞成。评审后，拟授予一、二、三等奖的，由省教育委员会批准；拟授予特等奖的，由省人民政府批准。


　　第十六条　省教育委员会对申请省教学成果奖的项目，应当在推荐截止之日起６０日内予以公布。


　　第十七条　任何单位或者个人，对公布的成果权属有异议的，均可在公布之日起３０日内提出，由省教育委员会裁定。


　　第十八条　省级教学成果每４年评审一次。


　　第十九条　省级教学成果奖的奖金，从省财政预算安排的事业费中支付。


　　第二十条　省级教学成果奖的奖金，归项目获奖者所有，任何单位或个人不得截留。


　　第二十一条　获得教学成果奖，应当记入获奖人本人档案，并作为考核、评定职称和晋级增薪的一项重要依据。


　　第二十二条　对弄虚作假或者剽窃他人教学成果获得省级教学成果奖的，由授奖单位撤销奖励，收回证书和奖金，并由其所在单位或上级机关给予行政处分。


　　第二十三条　对不按时审核推荐和不及时进行初审推荐的单位的主要负责人，由其上级主管部门或其他有关部门给予行政处分。


　　第二十四条　省教育委员会可以根据本规定制定实施细则。


　　第二十五条　本规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非法证据是指司法人员违反法律规定的权限、程序或以不正当的方法取得的证据。非法证据的使用一旦被纵容，将导致公权力的肆意膨胀、滋生司法腐败，因此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对于非法证据均予以排除。我国刑事诉讼法对于非法证据的排除原则没有相关规定，仅在司法解释中有所提及，与刑事证据制度在刑事诉讼中的重要地位极不相称，也不适应司法实践的需要。
非法证据的取舍关系到具体案件的审理结果，关系到被告人的罪与非罪，对其正确认识与合理解决是刑事诉讼法的基础性问题，且由于证据制度在诉讼中的核心地位，也就决定了非法证据的效力问题是刑事诉讼的核心问题。因此，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刑事诉讼法律体系中应置于较高的位置。我们应通过立法程序将非法证据的排除原则规定于刑事诉讼法典之中，同时将其作为一项基本原则在刑事诉讼法总则中加以确立。明确不同类型的非法证据的排除原则，增强证据采信的法定性和可操作性。

根据证据排除规则的明确性程度以及法官在证据采信上的自由裁量权大小，可以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立法模式归纳为三种：一是以美国为代表的“强制排除”模式，即侦查机关采用非法手段取得的一切证据原则上均应予排除，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很小；二是以加拿大为代表的“裁量排除”模式，非法证据的取舍由法官综合考虑各种因素，依据认定非法证据的损害性与其证明价值相比较加以评判；三是“折衷模式”，即将法律强制与法官自由裁量相结合，对言词证据和实物证据区别对待：凡是违反程序规定所取得的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供述、证人证言等一律不予采信，对侦控方非法取得的实物证据或准实物证据的效力，由法官酌予裁量。我们认为，

“强制排除”与“裁量排除”相结合的模式似乎更符合我国目前的司法需要。 因为非法证据的种类不同，其非法取证的违法程度、非法证据的真实性受非法取证影响大小、证据来源的多样性和单一性程度便有所不同，因而对其效力应区别对待。这种做法从根本上讲不但不违背上述程序公正优先观念，而且兼顾了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的平衡，因为无论是“强制排除”抑或“裁量排除”及其各自适用范围，均以立法为依据。

1、对非法获得的言词证据采取“强制排除”原则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61条规定：严禁以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凡经查证确实属于采用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的方法取得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被告人供述，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这是我国目前对非法证据予以排除作出的最直接的规定。因为言词证据具有易变性，其内容受获取手段影响极大，贝卡利亚指出“在痉挛和痛苦中讲真话并不那么自由，就像从前不依靠作弊而避免烈火于沸水的结局并不那么容易一样……痛苦的影响可以增加到这种地步：它占据了人的整个感觉，给受折磨者留下的唯一自由只是选择眼前摆脱惩罚最短的捷径，这时候，犯人的这种回答是自然的……罪犯与无辜者的任何差别，都被意图查明这种差别的同一方式所消灭了。”

可见，犯罪嫌疑人在逼供、诱供的情况下完全有可能作出虚假的供述，对这种情况下获取的证据应一律排除。同时，禁止非法言词证据的采用可以从源头上减少刑讯逼供现象的发生。

2、对非法获得的物证、书证等实物证据采取“区别对待”原则

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对非法获得的物证、书证等实物证据的证明能力原则上持肯定态度，至少是作出较言词证据宽松得多的规定或由法官自由裁量。例如英国对实物证据的效力主要由法官综合各种因素作出判断，1969年金诉英国案后，法官对实物证据取舍的裁量权达到了空前的程度。德国对于非法获得的实物证据采取所谓“权衡原则”——将非法取证行为对公民权利侵害的严重性与排除非法证据对实现客观真实的不利影响进行比较作出选择，“两者相较取其轻”， 其实质是兼顾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而美国首创的“违法证据排除法则”规定，违反法定搜查、扣押程序而获得的实物证据一律排除。

与言词证据相比较，实物证据有其自身的特点。首先，实物证据是客观存在的，存在于人脑之外，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形成于犯罪被发现之前，具有较强的客观性和定型性；其次，实物证据的证明力与获取手段的关联性较弱；再次，与采取逼供、诱供的手段获取言词证据相比，非法获取实物证据的手段对公民权利的侵害程度较小；最后，非法实物证据的获取手段往往不具有唯一性。此外，此类证据本身种类较多，其非法取得方式更是千差万别。

因此，对此类证据的证据能力不能采取“自动排除”原则，应在程序公正优先的基础上，兼顾惩治犯罪的实际需要，同时考虑我国刑事司法实际情况，有选择、有区别地对非法实物证据的效力作出判定。虽然我国刑事诉讼法和司法解释对于非法获得的物证和书证如何处理均未作出相关规定，但在审判实践中，从获取手段的违法性程度将此类证据划分为两类：一类是采取严重侵犯了公民的人身、通信、住宅等宪法性权利的手段获取的实物性证据，我们称之为“违宪取得的实物证据”。如未经法定审批程序进行的搜查、查封、扣押、冻结，由此而获得的实物证据。对于此类证据，由于其获取手段的严重违法性，侵犯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应坚决排除其效力。另一类是

“一般违法取得的实物证据”，即获取手段仅违反证据立法的某些一般性的或细节性的规定，如侦查人员对犯罪现场进行勘验、检查时，没有让见证人到场；在扣押物证、书证时，没有开列有关的清单；由于工作疏忽欠缺某种具体手续（如签名、盖章）等。对于此类证据，虽然其有违法性，且有一定的危害性，但其侵害的是公民的一般权利，对此类证据一般由法官综合案件各种因素作出裁量。这些因素包括：

（1）案件的性质及其社会危害性程度。案件的危害程度应作为法官考虑对非法证据是否排除的一个前提因素，即以该证据的证明价值与认定该证据的损害性进行比较（2）该证据对本案的重要程度。一个案件的证据既有直接证据，也有间接证据，有原始证据，也有传来证据，各个证据的证明目的不同，重要程度也不同，对其效力排除的慎重程度自然不同。（3）非法取证方式的转换与弥补的客观可能性。侦查人员由于情势紧迫而造成程序上的疏漏，对当事人合法权益损害轻微，如果欠缺的要件或手续可以及时补足，或进行必要的转换，则可以肯定其证据能力。（4）非法证据的可替代性以及重新调取的可能性。就某一案件而言，非法证据不能用合法证据替代的或无法重新取证获得合法证据的比可以替代或可以重新取证的，在排除时应当持更为慎重的态度。

3、对非法取证行为所间接获取的证据的效力有条件的采信

作为侵犯公民合法权益的结果而间接获得的证据，有学者称为“衍生证据”或者“第二手证据”， 禁止使用这种证据通常被称为 “毒树之果”规则。 然而该规则的负面效应在司法实践中也越来越明显，连最早倡导该规则的美国也不得不对这一规则的适用范围随后作出了较大的限制，创立了“必然发现的例外” 、“清除污染的例外”或“稀释的例外” 、“独立来源的例外” 。根据我国的司法状况，在审判实践中一般认为，

只要在采集后一证据时，不符合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就可以采用。如果经审查具有违法情况，则按照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加以判断。因为目前我国刑侦技术手段落后，刑侦人员素质不高，如果对这种衍生证据一律不采信的话，将不利于打击犯罪，维护社会稳定；而且虽然衍生证据的线索是非法的，但并不影响衍生证据自身的真实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