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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法律话语的初步叙事

2000年9月28日 13:52
── 一种社会学解读*

修辞术是论辩术的对应物，因为二者都论证那种在一定程度上是人人都能认识的事理，而且都不属于任何一种科学。人人都使用这两种艺术，因为人人都企图批评一个论点或者支持一个论点，为自己辩护或者控告别人（亚里斯多德，1991年：页21）。

在本文中，笔者尝试用法律社会学的叙述方式、亚文学的通俗笔调，通过个案来概括地解读一下中国法律实践中的法律话语。法律话语，在这里，不单是一种出字成文的法学论说，更是一种在法律生活中自然环流于各类社会角色的思维与行为里的意识形态之潜流，或曰"知识状态"。这种潜流或状态的形成，有文化中的文字符号（即一般的成文理论）的彰显左右，也有生活中的价值符号的暗中推动。对其做些解读梳理，兴许有助于我们走到法律实践的背后，去挖掘、窥视、理解直至揭露其中隐而不见的真正内容，从而最终反省人们"做出"的法律实践，以及法律实践中的人们自己，同时，去体验原本就是多元化的而非一元化的中国法律话语。

法律话语是环流于法律生活中的"知识状态"。这种状态，在时间和空间两个向度上，每每漂浮于口述故事、隐喻神话、学人文字、日常行动、言语交流、事件变动……等等文化符号之上，时明时暗、自我张扬。这样，解读其中的路径、意向和关系，便要出入诸种文化符号，在文化符号中建立"阅读"联系。

笔者将"翻弄"古籍中的各类叙述，点拨人物的细微活动，端出时下的种种陈说，甚至提涉发生过的事件的意义，……其目的，在于凸现一种可能的话语构建，指示理论中的"理论"和实践中的"观念"，都是法律话语的操作运动。

1、兄弟争田

大清雍正那阵子，有一个官人叫蓝鼎元。这个人审案断狱，十分了得。蓝官人字玉霖，号鹿洲，也许特别喜欢自己的"号"，所以写了一本书叫做《鹿洲公案》。《鹿洲公案》记录了许多案子，这些案子里的"法官"，正是蓝鼎元自己。

我们就从这本书里的"兄弟争田"一案说起。

在中国农村，田地是最重要的。有句话说，"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讲的也是这个意思。有一个平民百姓叫陈智，他有俩儿子，长子叫做阿明，次子叫做阿定。不知是什么原因，陈智死得挺早的，于是就留下七亩地给俩儿子。但是，俩儿子为争七亩地，翻了脸，变了色。说来怪遗憾的，父亲还在世时，阿明阿定的关系友爱亲善，少年时一起读书，成人后一起耕地，就算是各自结了婚，也是相互关照。可父亲这一"走"，兄弟之情却淡漠了。这都是被那所谓"命根子"的田地搅和的。

开始，乡里的亲戚族人都来劝解，说："你让一步他让一步不成？"俩儿子就是不听。不听不算，还将"你争我夺"闹到了官府衙门。

在官府衙门，阿明讲："这七亩田是父亲留给我的。"讲着便向知县蓝官人（即蓝鼎元）递上了父亲的亲笔手书。上面白纸黑字："百年之后田产归长孙"。但阿定也不含糊，说这些田是父亲留给他的，并拿出"临终口头遗嘱"来作证，还说有人可以作旁证。蓝鼎元觉得案子有点棘手，不过稍过片刻还是宣称："你们都说得不差，但是这意味着责任在你们的父亲。谁叫他不来个一清二楚？我只好开棺问他了！"兄弟两人听到这话，立刻面面相觑，无地自容。接着，蓝鼎元又是一通训斥："田产比起兄弟亲情，实在是区区小事，为这等小事打起官司，值得吗？说来让人寒心，你俩都是各有俩儿子的人，将来你们各自的二子长大，不像你俩那样争田就怪了！所以，为了日后安宁，我只好防患于未然，让你们各自只养一个儿子。阿明是长兄，留下长子，送走小的；阿定是弟弟，留下次子，送走大的。就这么定了。现在命令差役押送阿明的次子、阿定的长子去收容院，卖给乞丐做儿子。"接着，蓝鼎元叫手下笔墨伺候，将收据存于案卷之中，大声叫到："结案！"

阿明阿定一听，慌了。阿明说："小民知罪了，愿将田产全部给予弟弟，永不计较。"而阿定也是"痛改前非"，说自己绝不接受田产，愿哥哥享有田产的每一尺每一寸。说完，两人抱头痛哭。可是蓝鼎元仍然拿一把，非说二人不是真心实意的，并宣称："即使你们有了这份心意，你们家里当妻子的那些人也会鸡肠小肚，绝不让人。所以，你们先回去，看看妻子的意思再说。三天后，衙门见。"

就在第二天，阿明的妻子郭氏和阿定的妻子林氏，立马邀请族人头领陈德俊、陈朝义到了官府，要求和善了结案子。

而阿明阿定俩人更是痛哭流涕，说："我俩真是罪该万死，不知天理情义，叫蓝大人费了仁爱之心。今日的确如梦初醒，追悔莫及。我们发誓，永远不争这份田产了，请准许我们将这份田产捐献给佛庙寺院。"可是，蓝鼎元得势不饶人，大声喊到："真是一对不孝之子！居然说出要将田产捐给和尚那班人，真该用大板教训一番才是！做父亲的流血流汗，辛苦一辈子才留下了这份家当，你们兄弟二人鹬蚌相争，叫那秃和尚渔翁得利，死者九泉之下能瞑目吗？照理说，做兄长的应该让弟弟，做弟弟的应该敬兄长，互让不行就要还给父亲。现在，这田产只能作为祭奠你父亲的资产，兄弟二人轮流收租祭祀，子子孙孙不得再起争端。这叫什么？一举多得！"

族人头领陈德俊、陈朝义听了这番话，频频点头称是。而阿明、阿定、郭氏和林氏听后，也是感激涕泠，"当堂七八拜致谢而去，兄弟妯娌相亲相爱，……民间遂有言礼让者矣"（蓝鼎元：《鹿州公案·偶纪上》）。

后来，蓝鼎元乐不可支地总结到：这案子，如果依着一般审判方法，就应该兄弟二人各打三十大板，将田地半儿劈分开，三两句话了断即可；而现在，费了不少周折，婆心苦口，但毕竟是效果显著；你瞧，"此时兄弟妯娌友恭亲爱，岂三代以下风俗哉。必如此，吏治乃称循良"（蓝鼎元：《鹿洲公案·偶纪上》）。后边文言话的意思是说，夏商周三代那时的民风淳朴，礼让盛行，而眼下，阿明、阿定、郭氏、林氏以及乡里的族人们重新这般友爱相处，不又将"三代"遗风发扬光大了？其实，只有这样，才能叫百姓守法，才能叫为官者政绩卓著。

2、官·写在书本里的法

可以这么讲，在"兄弟争田"一案里，能够解读出许多中国法律话语的初步叙事。现在，我们尝试解说第一个叙事。

阿明阿定为争七亩田，最后来到了蓝鼎元坐阵的衙门官府。为什么来到官府？为什么非要蓝鼎元给个"最后的说法"？显然，他们相信，衙门官府可以一语定乾坤。乡里民间有了纠纷，争议双方有时自己是无法解决的，在这种情况下，只有靠第三方拿个主意公平了断才能作数。而既然有了衙门官府，那是再权威不过的象征了。他们深知这点。

此外，阿明阿定来到了官府，知道要举出最结实最确凿的证据，证明父亲有个真实的意思要将七亩田留给自己，而不是对方。这就表明，他们晓得官府了断纠纷，是依据说一不二的"硬规矩"，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国家法律。在蓝鼎元那里，他也说，依着一般审判方法，就应该兄弟二人各打三十大板，将田地半儿劈分开。这也说明，蓝官人头脑里也有一个国家法律的概念。虽说蓝鼎元没有拎出具体的法律条文念一遍，但是，他知道，那才是含糊不得的官府规矩。官府规矩当然有这样的意思：一份财产，如果谁都不能证明属于自己，则只好"一分为二"。

在这里，我们就遇到了古人和今人时常围绕法律这一现象而产生的两个意念："官"和"书本里的法"。

说起来，在久远的时候，有一部古书名叫《管子》，里面曾讲，每年的正月初一，百官都要上朝，听国君向全国发布法令。这就是："正月之朔，百吏在朝，君乃出令，布宪于国"（《管子·立政·首宪》）。然后，主要官吏都要在太史（注：官名）那儿领取法令典籍，当再次上朝时，在国君面前仔细研读每一条每一款。法令宣布后，在太史官府留底一份，其余逐一分发下去。主要官吏拿到了法令的正本，还必须星夜兼程，将法令文本传给乡里民间的小官小吏，务必要使他们立刻知晓颁布了什么法律。否则，"谓之留令，罪死不赦"（《管子·立政·首宪》）。

接下来，就是法令执行的问题。《管子》说，法令公布后，必须当即执行，有不遵从的行为，"谓之不从令，罪死不赦"（《管子·立政·首宪》）。此外，还要仔细检查各级官府里的法令文件，看看它们和太史官那儿的留底版本是否一致。不一致的，一经查出，便要追究问罪。《管子》一口咬定，不论什么事情，都要法令先行，正所谓"凡将举事，令必先出"（《管子·立政·首事》）。而且，办事不符合法令的，即使卓有成效，那也叫"专制，罪死不赦"（《管子·立政·首事》）。

一句话，成文的规则规矩掌握在"官"的手里，就叫做"法"了（《管子·法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