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务院


国务院关于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的意见

国发〔2012〕3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
　　水是生命之源、生产之要、生态之基，人多水少、水资源时空分布不均是我国的基本国情和水情。当前我国水资源面临的形势十分严峻，水资源短缺、水污染严重、水生态环境恶化等问题日益突出，已成为制约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主要瓶颈。为贯彻落实好中央水利工作会议和《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快水利改革发展的决定》（中发〔2011〕1号）的要求，现就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提出以下意见：
　　一、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以水资源配置、节约和保护为重点，强化用水需求和用水过程管理，通过健全制度、落实责任、提高能力、强化监管，严格控制用水总量，全面提高用水效率，严格控制入河湖排污总量，加快节水型社会建设，促进水资源可持续利用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与水资源水环境承载能力相协调，保障经济社会长期平稳较快发展。
　　（二）基本原则。坚持以人为本，着力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水资源问题，保障饮水安全、供水安全和生态安全；坚持人水和谐，尊重自然规律和经济社会发展规律，处理好水资源开发与保护关系，以水定需、量水而行、因水制宜；坚持统筹兼顾，协调好生活、生产和生态用水，协调好上下游、左右岸、干支流、地表水和地下水关系；坚持改革创新，完善水资源管理体制和机制，改进管理方式和方法；坚持因地制宜，实行分类指导，注重制度实施的可行性和有效性。
　　（三）主要目标。
　　确立水资源开发利用控制红线，到2030年全国用水总量控制在7000亿立方米以内；确立用水效率控制红线，到2030年用水效率达到或接近世界先进水平，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以2000年不变价计，下同）降低到40立方米以下，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提高到0.6以上；确立水功能区限制纳污红线，到2030年主要污染物入河湖总量控制在水功能区纳污能力范围之内，水功能区水质达标率提高到95%以上。
　　为实现上述目标，到2015年，全国用水总量力争控制在6350亿立方米以内；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比2010年下降30%以上，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提高到0.53以上；重要江河湖泊水功能区水质达标率提高到60%以上。到2020年，全国用水总量力争控制在6700亿立方米以内；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降低到65立方米以下，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提高到0.55以上；重要江河湖泊水功能区水质达标率提高到80%以上，城镇供水水源地水质全面达标。
　　二、加强水资源开发利用控制红线管理，严格实行用水总量控制
　　（四）严格规划管理和水资源论证。开发利用水资源，应当符合主体功能区的要求，按照流域和区域统一制定规划，充分发挥水资源的多种功能和综合效益。建设水工程，必须符合流域综合规划和防洪规划，由有关水行政主管部门或流域管理机构按照管理权限进行审查并签署意见。加强相关规划和项目建设布局水资源论证工作，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以及城市总体规划的编制、重大建设项目的布局，应当与当地水资源条件和防洪要求相适应。严格执行建设项目水资源论证制度，对未依法完成水资源论证工作的建设项目，审批机关不予批准，建设单位不得擅自开工建设和投产使用，对违反规定的，一律责令停止。
　　（五）严格控制流域和区域取用水总量。加快制定主要江河流域水量分配方案，建立覆盖流域和省市县三级行政区域的取用水总量控制指标体系，实施流域和区域取用水总量控制。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要按照江河流域水量分配方案或取用水总量控制指标，制定年度用水计划，依法对本行政区域内的年度用水实行总量管理。建立健全水权制度，积极培育水市场，鼓励开展水权交易，运用市场机制合理配置水资源。
　　（六）严格实施取水许可。严格规范取水许可审批管理，对取用水总量已达到或超过控制指标的地区，暂停审批建设项目新增取水；对取用水总量接近控制指标的地区，限制审批建设项目新增取水。对不符合国家产业政策或列入国家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中淘汰类的，产品不符合行业用水定额标准的，在城市公共供水管网能够满足用水需要却通过自备取水设施取用地下水的，以及地下水已严重超采的地区取用地下水的建设项目取水申请，审批机关不予批准。
　　（七）严格水资源有偿使用。合理调整水资源费征收标准，扩大征收范围，严格水资源费征收、使用和管理。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要抓紧完善水资源费征收、使用和管理的规章制度，严格按照规定的征收范围、对象、标准和程序征收，确保应收尽收，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减免、缓征或停征水资源费。水资源费主要用于水资源节约、保护和管理，严格依法查处挤占挪用水资源费的行为。
　　（八）严格地下水管理和保护。加强地下水动态监测，实行地下水取用水总量控制和水位控制。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要尽快核定并公布地下水禁采和限采范围。在地下水超采区，禁止农业、工业建设项目和服务业新增取用地下水，并逐步削减超采量，实现地下水采补平衡。深层承压地下水原则上只能作为应急和战略储备水源。依法规范机井建设审批管理，限期关闭在城市公共供水管网覆盖范围内的自备水井。抓紧编制并实施全国地下水利用与保护规划以及南水北调东中线受水区、地面沉降区、海水入侵区地下水压采方案，逐步削减开采量。
　　（九）强化水资源统一调度。流域管理机构和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要依法制订和完善水资源调度方案、应急调度预案和调度计划，对水资源实行统一调度。区域水资源调度应当服从流域水资源统一调度，水力发电、供水、航运等调度应当服从流域水资源统一调度。水资源调度方案、应急调度预案和调度计划一经批准，有关地方人民政府和部门等必须服从。
　　三、加强用水效率控制红线管理，全面推进节水型社会建设
　　（十）全面加强节约用水管理。各级人民政府要切实履行推进节水型社会建设的责任，把节约用水贯穿于经济社会发展和群众生活生产全过程，建立健全有利于节约用水的体制和机制。稳步推进水价改革。各项引水、调水、取水、供用水工程建设必须首先考虑节水要求。水资源短缺、生态脆弱地区要严格控制城市规模过度扩张，限制高耗水工业项目建设和高耗水服务业发展，遏制农业粗放用水。
　　（十一）强化用水定额管理。加快制定高耗水工业和服务业用水定额国家标准。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要根据用水效率控制红线确定的目标，及时组织修订本行政区域内各行业用水定额。对纳入取水许可管理的单位和其他用水大户实行计划用水管理，建立用水单位重点监控名录，强化用水监控管理。新建、扩建和改建建设项目应制订节水措施方案，保证节水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即“三同时”制度），对违反“三同时”制度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有关部门或流域管理机构责令停止取用水并限期整改。
　　（十二）加快推进节水技术改造。制定节水强制性标准，逐步实行用水产品用水效率标识管理，禁止生产和销售不符合节水强制性标准的产品。加大农业节水力度，完善和落实节水灌溉的产业支持、技术服务、财政补贴等政策措施，大力发展管道输水、喷灌、微灌等高效节水灌溉。加大工业节水技术改造，建设工业节水示范工程。充分考虑不同工业行业和工业企业的用水状况和节水潜力，合理确定节水目标。有关部门要抓紧制定并公布落后的、耗水量高的用水工艺、设备和产品淘汰名录。加大城市生活节水工作力度，开展节水示范工作，逐步淘汰公共建筑中不符合节水标准的用水设备及产品，大力推广使用生活节水器具，着力降低供水管网漏损率。鼓励并积极发展污水处理回用、雨水和微咸水开发利用、海水淡化和直接利用等非常规水源开发利用。加快城市污水处理回用管网建设，逐步提高城市污水处理回用比例。非常规水源开发利用纳入水资源统一配置。
　　四、加强水功能区限制纳污红线管理，严格控制入河湖排污总量
　　（十三）严格水功能区监督管理。完善水功能区监督管理制度，建立水功能区水质达标评价体系，加强水功能区动态监测和科学管理。水功能区布局要服从和服务于所在区域的主体功能定位，符合主体功能区的发展方向和开发原则。从严核定水域纳污容量，严格控制入河湖排污总量。各级人民政府要把限制排污总量作为水污染防治和污染减排工作的重要依据。切实加强水污染防控，加强工业污染源控制，加大主要污染物减排力度，提高城市污水处理率，改善重点流域水环境质量，防治江河湖库富营养化。流域管理机构要加强重要江河湖泊的省界水质水量监测。严格入河湖排污口监督管理，对排污量超出水功能区限排总量的地区，限制审批新增取水和入河湖排污口。
　　（十四）加强饮用水水源保护。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要依法划定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开展重要饮用水水源地安全保障达标建设。禁止在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内设置排污口，对已设置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责令限期拆除。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要完善饮用水水源地核准和安全评估制度，公布重要饮用水水源地名录。加快实施全国城市饮用水水源地安全保障规划和农村饮水安全工程规划。加强水土流失治理，防治面源污染，禁止破坏水源涵养林。强化饮用水水源应急管理，完善饮用水水源地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建立备用水源。
　　（十五）推进水生态系统保护与修复。开发利用水资源应维持河流合理流量和湖泊、水库以及地下水的合理水位，充分考虑基本生态用水需求，维护河湖健康生态。编制全国水生态系统保护与修复规划，加强重要生态保护区、水源涵养区、江河源头区和湿地的保护，开展内源污染整治，推进生态脆弱河流和地区水生态修复。研究建立生态用水及河流生态评价指标体系，定期组织开展全国重要河湖健康评估，建立健全水生态补偿机制。
　　五、保障措施
　　（十六）建立水资源管理责任和考核制度。要将水资源开发、利用、节约和保护的主要指标纳入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综合评价体系，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主要负责人对本行政区域水资源管理和保护工作负总责。国务院对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主要指标落实情况进行考核，水利部会同有关部门具体组织实施，考核结果交由干部主管部门，作为地方人民政府相关领导干部和相关企业负责人综合考核评价的重要依据。具体考核办法由水利部会同有关部门制订，报国务院批准后实施。有关部门要加强沟通协调，水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实施水资源的统一监督管理，发展改革、财政、国土资源、环境保护、住房城乡建设、监察、法制等部门按照职责分工，各司其职，密切配合，形成合力，共同做好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的实施工作。
　　（十七）健全水资源监控体系。抓紧制定水资源监测、用水计量与统计等管理办法，健全相关技术标准体系。加强省界等重要控制断面、水功能区和地下水的水质水量监测能力建设。流域管理机构对省界水量的监测核定数据作为考核有关省、自治区、直辖市用水总量的依据之一，对省界水质的监测核定数据作为考核有关省、自治区、直辖市重点流域水污染防治专项规划实施情况的依据之一。加强取水、排水、入河湖排污口计量监控设施建设，加快建设国家水资源管理系统，逐步建立中央、流域和地方水资源监控管理平台，加快应急机动监测能力建设，全面提高监控、预警和管理能力。及时发布水资源公报等信息。
　　（十八）完善水资源管理体制。进一步完善流域管理与行政区域管理相结合的水资源管理体制，切实加强流域水资源的统一规划、统一管理和统一调度。强化城乡水资源统一管理，对城乡供水、水资源综合利用、水环境治理和防洪排涝等实行统筹规划、协调实施，促进水资源优化配置。
　　（十九）完善水资源管理投入机制。各级人民政府要拓宽投资渠道，建立长效、稳定的水资源管理投入机制，保障水资源节约、保护和管理工作经费，对水资源管理系统建设、节水技术推广与应用、地下水超采区治理、水生态系统保护与修复等给予重点支持。中央财政加大对水资源节约、保护和管理的支持力度。
　　（二十）健全政策法规和社会监督机制。抓紧完善水资源配置、节约、保护和管理等方面的政策法规体系。广泛深入开展基本水情宣传教育，强化社会舆论监督，进一步增强全社会水忧患意识和水资源节约保护意识，形成节约用水、合理用水的良好风尚。大力推进水资源管理科学决策和民主决策，完善公众参与机制，采取多种方式听取各方面意见，进一步提高决策透明度。对在水资源节约、保护和管理中取得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给予表彰奖励。
　　　　　　　　　　　　　　　　　　　　　　　　　　　　 　国务院
　　　　　　　　　　　　　　　　　　　　　　　　　　 二○一二年一月十二日

对一“保险诈骗案”所涉相关问题探讨
王晓辉*
一、 问题的提出：是牵连犯还是想像竞合犯
基本案情：行为人王某为了诈取保险金与张某合谋，由张某将王某从一汽车公司承包的客车烧掉，事后付给张某一定的酬金。该客车归汽车公司所有，投保人和受益人均为汽车公司。一日凌晨，张某携带汽油到汽车公司，将王某停放在汽车公司院内的客车烧毁，造成直接经济损失一万五千余元。当时车站内停有其他车辆十余辆，燃烧地点距家属楼16米，距加油站25米，距气象站7米。事后，王某将客车被人烧毁的情况通报该汽车公司。保险公司未能及时查明起火原因，遂向投保人支付赔偿款三万余元。
本案中，行为人王某为骗取保险金，以放火烧毁投保汽车的方法，通过投保人向保险公司骗得保险金的行为该如何处理，存在分歧。一种观点认为行为人的目的是骗取保险金，但他们只实施了放火烧车这一个行为，并未实施诈骗保险金的行为；且行为人不具备保险诈骗罪的主体资格，其欲以放火的手段骗取保险金的想法和做法，是对保险合同的误解，事实上他也不可能向保险公司索赔。行为人放火烧毁汽车的行为具有双重性质，触犯了两个罪名，对于保险诈骗罪而言，它只是预备行为，构成预备犯；而行为本身又构成放火罪。一行为触犯数罪名，完全符合想像竞合犯的特征。因此，根据想像竞合犯的处断原则，以放火罪论处。笔者认为这种观点值得商榷。首先，该观点一方面认为行为人不可能实施保险诈骗罪的行为，但又承认放火烧车是保险诈骗的预备行为，自相矛盾。其二，以不具备保险诈骗罪的主体资格和对保险合同的误解为由，否认其实施该犯罪的观点也是不能成立的。即使不具备某罪的主体资格，也可以通过其他人实施该种犯罪，否则在现行刑事规范条件下，就不能解释妇女也可以成立强奸罪的共犯甚至是实行犯；而且，对保险合同的误解不能阻却行为人的犯罪故意，而能不能从保险公司骗取保险金也不能阻却保险诈骗罪的成立，因为刑法关注的是其保护的法益受到了多大程度的侵害，而不是行为人通过犯罪行为是否获取或者获取了多少利益。其三，没有全面准确地认识行为人的整个行为过程，忽略了行为人“接他人之手”犯罪的事实，简单的将行为人实施放火烧车的行为归结为“一个行为”，不能解释骗取保险金的故意与实施放火行为的主客观相脱离的矛盾。笔者以为，本案中王某的行为构成放火罪与保险诈骗罪，两罪在刑法理论上属于牵连犯。
二、 想像竞合犯和牵连犯的区别
我国刑法理论上的牵连犯和想像竞合犯都是罪数形态领域的问题。其界限在理论上往往易于混淆，在实践中也难以辨别。想像竞合犯，亦称想像数罪，是指行为人基于一个犯罪意图所支配的数个不同的罪过，实施一个危害行为，而触犯两个以上异种罪名的犯罪形态。 简言之，即是一个危害行为触犯数个罪名的情况。从法理上分析，在想像竞合犯的情况下，行为人主观上具有数个不同的具体罪过，既可以是数个内容不同的犯罪故意，也可以是数个不同的犯罪过失，而且也可以包括犯罪故意和过失。“从一定程度上讲，数个不同的具体罪过，是受具体犯罪故意或犯罪过失制约的犯罪行为构成想像竞合犯的根本原因或基本前提，也是想像竞合犯其他构成特征的基础。” 在客观方面，行为人只实施了一个危害行为，即是说，不同的具体罪过必须体现于一个危害社会行为之中，并借助于一个危害行为方能达到主观见之于客观即危害社会的结果。同时，该一危害行为必须同时直接作用于体现不同直接客体的数个犯罪对象，进而侵犯不同的直接客体。
牵连犯是指犯罪人以实施某一犯罪为目的，而其犯罪的方法（手段）或结果行为触犯其他罪名的犯罪。 也就是说，行为人为了达到某一犯罪目的，而实施犯罪行为，在实施犯罪行为的过程中，其采取的方法行为（或手段行为）或结果行为又可构成另一个独立的犯罪。申言之，基于一个最终的犯罪目的而形成了牵连犯罪的目的行为、方法行为、结果行为相对应的数个犯罪罪过。在这些罪过的支配下的目的行为、方法行为、结果行为相对独立并完全具备犯罪构成要件，而这些危害行为具有牵连关系。所以，要成立牵连犯，必须在某种犯罪的性质上，通常是作为其手段实施的行为，或者某一种犯罪的性质上通常是作为其结果事实的行为。亦即数个行为，这些行为必须立于“手段—目的”、“原因—结果”的关系。而且，这数行为都符合独立的构成要件的犯罪。所以，犯罪的手段或结果行为是不可罚的事前行为或不可罚的事后行为，为主犯罪本身所吸收，不成立独立的犯罪时，当然不构成牵连犯。
牵连犯和想像竞合犯同属“处断的一罪”的罪数形态，因而在理论上有许多若干相通或相似之处，实践中经常发生混淆。从二者的概念分析，牵连犯和想像竞合犯都存在触犯数个罪名的情况，而且往往可以找到数个罪过和数个结果。此外，牵连犯的方法行为或结果行为往往被理解为犯罪方法或犯罪结果，这就使两者常被人们混同。其实，二者还是有很大区别的。成立牵连犯的首要条件是其行为的复数性，数行为的存在是构成牵连犯的前提条件，且数行为之间存在牵连关系。而想像竞合犯是实质的一罪，行为人实施一行为所采取的犯罪方法或造成的犯罪结果虽然可能触犯其他罪名，但因其只有一个行为，也就不存在方法行为或结果行为的问题。例如，用放火的方法杀人或者放火导致他人被烧死，尽管有放火的方法或致他人死亡的结果，但这些方法或结果均不是独立的行为，在这种情况下，其触犯的放火罪和杀人罪两个罪名的行为有一定的重合性，即基于数个罪过的该行为所涉数罪的构成要件有部分的交叉或重叠。在整个犯罪构成中居于核心或重要地位的危害行为是单一的，为所触犯的数个罪名共有；其所侵犯的数个直接客体及所造成的数个危害结果，并没有实际存在的等量危害行为与之相对应，只是因观念上的竞合或人们主观上的“想像”而构成了数罪。由此，牵连犯与想像竞合犯的主要区别就在于行为人实施了一个还是数个行为。只有掌握了这一点才可以从本质上将两者区别开来。
那么，本案中王某究竟实施了一个行为还是数个行为？不管主张想像竞合罪还是坚持牵连犯，都承认王某放火罪的成立。问题的关键在于王某有没有实施保险诈骗的行为。主张想像竞合犯的观点，认为王某不具备保险诈骗罪的主体资格，不可能实施保险诈骗行为；放火烧车的行为具有双重的性质，只实施了放火一个行为。笔者认为，王某虽然不具备该罪主体资格，也没有亲手实施该行为，但他通过不知情的投保人从保险公司骗取保险金，根据刑法理论中间接实行犯的概念，可以认为王某间接实行了诈骗保险金的行为。
三、间接实行犯与身份：不具备主体资格的人也可以构成法律要求特殊主体之罪
我国刑法对间接实行犯并无明文规定，但实践中却客观存在。刑法理论也有间接实行犯的概念。间接实行犯把一定的人作为中介实施其犯罪行为，其所利用的中介由于具有某些情节而不负刑事责任或不发生共同犯罪关系，间接实行犯对于其所通过中介实施的犯罪行为完全承担刑事责任。这种实施犯罪行为的间接性和承担刑事责任的直接性的统一，就是间接实行犯。 间接实行犯的重要特征之一是通过他人是实施间接性，或称构成要件的间接充足性。其行为主要由诱致行为和通过他人工具性行为构成。间接实行犯在本质上与直接实行犯一样，都是实行犯。 尽管学者在论述间接正犯的正犯性根据的时候，所持意见不一， 但其正犯性是确定的。首先，间接实行犯在主观上具有危害社会的犯罪故意，这种故意是建立在利用没有刑事责任能力的第三者或某些合法表象的基础之上，希望通过被利用者的行为达到预期的犯罪结果。其次，客观方面，间接实行犯实施了利用他人行为来实行犯罪，被利用者实施的行为与危害结果存在直接因果关系，间接实行犯的行为与犯罪结果存在间接因果关系。根据犯罪的主客观相统一的原则，将少数的主观方面和客观方面统一起来，便是间接实行犯质的规定性，也是间接实行犯特殊的犯罪构成及应当完全承担刑事责任的理论基础。
但是，间接实行犯的存在不是绝对的和无条件的。例如，在身份犯的情况下，没有特定身份的人不能实施间接实行这种犯罪，但是可否利用具有特定身份的人而成为间接实行犯呢？对此，刑法理论上存在三种观点。 一是肯定说，认为一切犯罪都可以成立间接实行犯，没有身份的人利用有身份而没有故意或无责任的人实施犯罪而成立间接实行犯。二是否定说，认为没有一定身份的人，即使利用有身份的人实施犯罪，其自身也不能成立犯罪。三是折衷说，认为以一定的身份为成立要件的犯罪，无身份者对此可否成立间接实行犯，应视身份对于犯罪的性质而决定。凡依法律的精神，可推知该项处罚规定是专门对具有一定身份的人而设的，则无此身份的人不能成立为直接实行犯，也不得成立间接实行犯。反之，以身份为要件的犯罪，其身份仅为侵害法益事项发生的要件的，则无身份的人仍可利用有身份的人完成侵害法益的事实，而无妨于犯罪的成立，应认为可以成立该罪的间接实行犯。肯定说和否定说不适当地扩大和缩小了间接实行犯的范围，是不妥的。笔者赞同折衷说。就保险诈骗罪而言，根据我国刑法规定，其主体一般为投保人、被保险人或受益人。那么，不具备这一主体资格的人可否利用有此身份的人实施保险诈骗行为而单独构成保险罪呢？笔者对此持肯定回答。该罪的主体身份并不是由保险诈骗罪的性质决定的，而是由于在签订保险合同过程中形成的一种特定身份。无身份的人仍可以通过保险合同关系侵害保险制度和保险公司的财产所有权。也许正是基于此，有学者对我国现行刑法对保险诈骗罪的主体作出限定提出异议。“从理论上说，保险诈骗罪完全有可能由一般主体实施，而且一般主体实施或者特殊主体实施在行为的客观表现，行为人的犯罪恶性以及对保险业的危害等方面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差别。也就是说，只要是利用保险合同关系诈骗保险金的，不管是什么人实施，其性质是一样的。” 由此，笔者认为，不具备保险诈骗罪主体资格的人，可以通过没有故意或无责任的人实施保险诈骗行为而成立该罪的间接实行犯。
四、行为个数的判定：行为人实施了放火和诈骗保险金两个行为
在前面已经分析过，牵连犯与间接实行犯的区别主要在于行为人是实施了一个行为还是数个行为。关于行为一个性的判断标准，有如下几种学说： （1）主张根据自然的观察来认定；（2）主张根据社会的见解来认定；（3）主张以构成要件为标准来认定。上述诸说，第一种观点很少被采用。由于自然的意思活动在社会的意义的关联中，受统一的评价，自然意义上的一个行为在社会观念上能认为是一个，所以主张结合第一和第二种观点的意见有一定道理，但这样的见解也受到了批评。认为舍去构成要件的观点来决定行为的个数，在这一点上是有疑问的，即认为是观念的竞合或者认为是并合罪，不应当离开对行为的构成要件的评价来考虑，而应当根据其构成要件的评价与“科刑”的均衡这一观点来决定。因此，山中敬一据此概括起来说：“认为是以自然的，社会的判断为基础，而且加以从构成要件的观点所作的规范判断的综合判断，应当说是妥当的。”马克昌教授也认为综合上述三说的综合说，“看来是比较可取的”。 张明楷教授也认为，在想像竞合犯的情况下的一个行为，与触犯数个罪名相关联，因此还要进行某种程度的规范的理解。
根据综合说，在想像竞合犯情况下的行为在构成要件范围内出现了某种程度的重合问题。这就会产生在怎样的范围内重合被认为是“一个行为”的问题。对此，理论上有四种学说：（1）主要部分合致说，或称主要部分合体说，认为符合数个构成要件的各自然的行为至少要其主要部分重合；（2）一部分合致说，或称一部合体说，认为只要在任何一点上重合就够了；（3）着手一体说，或称着手合体说，认为在实行的着手阶段各个自然的行为要一体化；（4）分割不能说，认为必须实施一种行为不实施另一种行为是不可能的，分割开来就不可能来考虑。上述诸说中，一部分合致说过分的扩大了一个行为的范围；着手一体说要求着手时间一致，则缩小了一个行为的范围。而分割不能说的判断标准暧昧。尽管主张主要部分合致说中的主要部分是什么，怎样的范围欠明确性，但该说是最妥当的。马克昌教授认为，“主要部分合致说虽然什么是主要部分有不明确之处，但在实际中一般是可以认定的，因而与其他各说相比，还是当以此说为妥。”
根据主要部分合致说，判断所涉数罪名的行为是一行为还是数行为就要看其构成要件的行为在主要部分是否重合。例如，以放火的方法杀人或者放火导致他人被烧死，在这些情况下，放火罪和杀人罪的构成要件行为大部分是重合的，杀人的后果是在放火行为过程中同步完成的。行为人尽管有方法或结果，但这些方法或结果均不是独立的行为。又例如，行为人以伪造证件印章的方法，诈骗他人钱财，由于伪造证件印章的行为与诈骗的行为是相对独立的，不存在交叉或重合的关系，而且均可构成独立的犯罪。
本案中，行为人实施放火烧毁投保汽车的行为构成放火犯罪，但这一行为充其量只是骗取保险金的预备行为，因为，对于保险诈骗罪而言，到保险公司索赔的行为或者提出支付保险金请求的行为，才是实行行为；开始实施索赔行为或者开始向保险公司提出支付保险金请求的行为，才是本罪的着手。 放火行为只是为骗取保险金制造了条件，而不能成为保险诈骗罪的主要行为。如果认为本案中行为只有一个行为（即放火行为，保险诈骗的预备行为被放火行为吸收），在汽车公司缺乏犯罪故意的情况下，则无法解释保险公司被诈骗的事实，也无法说明行为人诈骗保险金的故意与放火烧车这一行为之间的主客观偏离的矛盾。结合想像竞合犯的概念，认为行为人只有一个行为则会出现逻辑上的两难：如果说放火是保险诈骗犯罪的方法，则必须在承认保险诈骗罪的前提下，放火仅仅是一个方法，而非相对独立的行为，这与想像竞合犯情况下定放火罪相矛盾；或者说行为人主观上想放火而造成了保险诈骗罪的结果，也即是保险诈骗只是放火罪的犯罪结果，这与案件事实和刑法理论相悖的。
那么，本案中行为人是否实施了数行为呢？笔者持肯定态度。首先，王某基于诈骗保险金的犯罪意图和根本目的，实施了放火烧车的行为，并通过汽车公司的索赔行为从保险公司取得保险金；根据间接实行犯的理论，汽车公司的索赔行为对王某而言具有正犯性；其次，放火烧车的行为与通过汽车公司骗取保险金的行为是相对独立的数行为，且分别构成了放火罪和保险诈骗罪；最后，放火烧车的行为对于诈骗保险的行为而言是方法行为，两者具有方法与目的的牵连关系。
五、结论：牵连犯的成立与处断
根据以上的分析，行为人为骗取保险金，在实施放火烧毁投保汽车的行为后，向汽车公司谎称汽车被人烧毁，通过汽车公司向保险公司索赔，致使保险公司财产的损失。前者是方法行为，后者是目的行为，两者之间具有牵连关系，触犯了两个不同罪名，属于牵连犯。
虽然我国现行刑法没有对牵连犯的概念及处罚原则未作规定，但这种数罪形态因数行为之间的特殊关系而实际上客观存在。尽管刑法理论上对牵连如何处理存在分歧， 但目前公认的处断原则是“从一重处断”，即按数罪中的重罪论处，不实行数罪并罚。但这只是一般原则，并不排除刑法另有规定。即是说，对某些牵连犯如刑法明文规定要数罪并罚，还是应当依法实行数罪并罚。如刑法第一百九十八条第二款规定保险诈骗罪同时构成其他犯罪的依法数罪并罚的规定就属于这种情况。根据这一规定，本案中王某的行为构成放火罪和保险诈骗罪，实行数罪并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