侦检一体模式的本土适用问题之探讨

检警一体化（又称侦检一体化）模式是在德国、法国等大陆法系国家普遍适用的一种侦查格局。其核心在于使检察机关参与并主导刑事侦查的过程，通过在侦查过程中把握侦查的进度及证据的收集，以达到为最终的刑事审判提供合法、有效的证据的目的。在我国，检察机关的设置与其活动的目的性与国外的检察机关是一致的，但是现行的侦控机制却有其缺憾之处，限制了检察机关职能的充分发挥。因此，改革现有的侦控模式，赋予检察机关侦查的参与权与主导权从法制发展的长久利益来看是必要的。
一、现行控罪机制的缺憾
在现行侦控模式下，公检法三机关各司侦查、指控、审判职能。也是由于各机关职能的不同，在各诉讼阶段所追求的目的也不同，因而导致了诉讼环节的脱节。公安机关立足于案件的侦破，其主要任务、精力在于寻求案件的突破口，侦破案件，抓捕犯罪嫌疑人，而往往忽略了及时收集在审判中用于指控犯罪的合法有效的证据。尤其在公安机关实行侦审合一的改变后，由于预审环节取消，直接由刑警队向检察机关报卷。而刑警队主要的职能在于侦破案件，这就造成移送的案件难以达到起诉标准。在审查起诉过程中不断的退卷补充侦查，极大的降低诉讼效率。同时，由于现行的侦查监督途径主要是通过审查批捕与审查起诉过程中对卷宗的审查来完成。但是，违法的侦查活动往往不会在卷宗中予以明显反映，加之审查起诉阶段已是事后监督，这一效果自然不大。所以说，现有的侦控机制在降低诉讼效率的同时也削弱了检察机关的侦查监督职能。
（1）现行的侦控机制难以保障合法证据的有效收集。
在证据的三要素中，证据的合法性是证据力的核心，它不但影响程序的合法性，也将对案件最终的实体审判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如果不能及时有效的排除非法证据，使之出现在庭审过程中，即使该证据能够客观真实的证明犯罪事实，由于其非法的收集方法，也不会被法庭予以采信，那么，公诉方指控的败诉是不可避免的结果。而检察机关由于对案件的审查只是局限在预审卷宗上，没有参与对各种证据的采集，对证据合法性的认定往往出现疏忽的情况，从而导致庭审中的被动局面。在日前审理的李俊岩等8名被告人组织、参与黑社会性质组织、故意杀人、故意伤害一案的庭审过程中，7名被告人同时翻供，并当庭提出以前在公安机关的供述是在刑讯逼供的情况下作出的，针对这一辩解，公诉人只能以要求被告人提出证据予以驳斥，而没有其他有效的证明手段。这明显影响了指控犯罪的效果。
上述情况体现了当前刑事诉讼中存在的证据收集方面的缺陷。首先，正如笔者前面所述，由于公安机关与检察机关担负的任务不同，公安机关抓获犯罪嫌疑人后移交公诉机关起诉，任务即完成，对于公诉机关是否胜诉，被告人是否被定罪，公安机关是不承担责任的。检察机关也无权命令或要求公安机关依照指控的目的再度调取相关证据。即使将案件退回公安机关补充侦查，但对于公安机关没有进一步收集证据，原样拿回的情况也没有有效的控制。在我院与公安机关所作的联席会议纪要中规定，退回补充侦查的案件在没有取得诉讼必要的证据之前，检察机关可以不收卷。但是此规定与法无据，也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其次，因为检察机关不参与侦查过程，缺少对侦查活动中收集证据的有效控制，即无法保障证据的合法来源。仅仅凭着对卷宗的审查，是无法完全保证所有证据的合法性的。非法证据没有得到有效排除也将直接导致控诉的失败。第三，一些能够指控犯罪的客观真实的证据由于在侦查过程中没有予以提取，从而丧失了收集证据的最佳时机。如一起运输假币案件中，被告人辩解对所携带的假币不明知，从而不构成犯罪。但是从抓获经过可以看出，查获时其身边的几名旅客均可证实被告人知道自己带的是假币。但由于公安机关忙于抓捕犯罪嫌疑人而没有对其他旅客制作询问笔录。案件移送检察机关后，承办人认为几名旅客的证言十分重要而要求提取该证据时，由于当时没有记录当事人的姓名地址，这几名重要的证人已无从查找，这就使有利的证据灭失，从而影响了诉讼。诸如上述不利的情况在现有的侦控机制中是不可避免的。
（二）现行侦控机制弱化了检察机关的侦查监督职能。
人民检察院作为国家专门的法律监督机关，对公安机关刑事侦查活动的监督是其重要职能。但是在现行的侦控机制中，检察机关这一职能的发挥却不尽人意。首先，以立案监督为例，这历来是检察机关工作的重点和难点。依据现行法律规定，检察机关发现公安机关应予立案而没有立案的，要求公安机关说明不立案的理由，如果公安机关不立案理由不充分的，检察机关可以发出《通知立案书》要求公安机关立案。但是，公安机关仍然不予立案的，就没有其他办法使之强迫立案，所以该项职能难以达到法律要求的最终目的。其次，在对侦查活动的监督中，现行的侦控机制制约了检察机关的职能发挥。如前所述，侦查活动是否合法决定着证据的收集是否合法，将最终决定案件诉讼的成功与否。单从被告人供述这一项来看，作为审问式诉讼制度的必然结果，刑讯逼供的现象是长期存在的，尽管随着司法人员素质的不断提高有所改善，但终究难以遏止。这就要求检察机关充分的发挥监督职能，在保障犯罪嫌疑人合法权益的前提下合法的取得证据。但由于现行诉讼结构的直线型框架，侦查与起诉是两个界限分明的诉讼阶段，检察机关几乎不介入侦查过程，这样就很难发现问题，更何谈解决。即使发现了刑讯逼供的现象，也只能提出纠正意见，但由于公安机关享有广泛的职权，在程序上缺少有效的监督机制，除提请批准逮捕外均可自行决定、自行执行。这体现了检察机关监督机制的薄弱性。及至审查起诉阶段，侵害事实已经形成，这种监督的滞后性及参与程度的有限性使检察机关现有的监督职能形同虚设。
（三）现行的侦控机制造成了诉讼环节的脱节。
从传统的诉讼结构来讲，现行的公检法三机关的关系实质上是一种“线性结构”的流水作业程序。这种设置从主观上意在层层把关防止错案发生，但是由于各机关之间没有有效的机制配合，尚未形成有机的统一体，在诉讼环节上必然造成脱节，这种情况尤其体现在侦控环节上。在现行的司法体制中，公安机关具有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的双重性质，也就是说，其具有治安管理和刑事侦查的双重职能，在实践中，刑事侦查往往成为治安管理这一目的的手段。当然，打击犯罪，维护社会治安作为公检法三机关的最终目的是无可非议的，但仅从诉讼角度讲，刑事侦查只能服务于案件最终的指控和审判，而不能被其他职能所牵制。否则，就会出现公安机关立案侦查的案件不符合起诉条件，或者对应予刑事处罚的犯罪嫌疑人给予劳动教养等行政处罚的情况。这样，在审查起诉环节必然要否定侦查环节的部分工作，不但造成了诉讼的脱节，也违背了法律的公平、公正原则。针对上述问题，我们应逐步探索形成侦控一体模式，使控形成一个有机的统一体。
二、侦检一体模式的含义
对侦检一体的诉讼模式，国外的检警一体化为我们提供了较为成功的经验。“侦检一体”的核心在于检察机关参与并主导刑事侦查的过程，为控诉准备相应的证据材料。也就是说，检察机关参与侦查，公安机关参与控诉。依据这一原则，刑事警察在业务上应从行政警察中脱离出来，隶属于检察机关。检察机关对案件的侦查进行指挥和领导，有权决定立案的开始和终结，并在整个侦查过程中关注案件的起诉能否成功，收集足够的证据以支持控诉，从而保证最终的诉讼成功。当然，在我国的许多实际情况下，公安机关是具有专门技能和设备的刑事侦查机关，对案件的特点、可能收集到的证据及如何收集这些证据较检察机关更为熟悉，且人员更为充足，因此检察机关也可以不参与侦查而是授权公安机关进行，只是随时审查其所收集的证据材料是否能满足控诉的需要，在必要的时候介入侦查活动。
具体来说，在侦检一体模式下，检察机关应具有以下职权：
1、完全侦查权。在必要情况下，检察机关应有权要求刑事警察侦查或亲自侦查普通刑事案件。
2、立案控制权。检察机关应具有立案和撤案的控制权。
3、调阅案件材料权和监督权。检察机关应有权调阅案件材料并进行监督，对侦查的过程及证据情况予以掌握。
4、侦查指挥权和处罚权。在指挥侦查的过程中，如刑事警察在没有正当理由而不服从检察官的指挥时，有建议公安机关对其处罚的权利。
三、侦控一体模式的本土适用
从我国检察机关的设置及其所追求的目的性要求来讲，与外国的检察机关是一致的，这就为我国吸取其成功的经验，同国际接轨提供了良好的基础。但是，在现有的司法体制基础上，立即要求赋予检察机关完全侦查权与指挥侦查权也是不客观的。笔者认为，这种从理念到制度的全新过度和转型需要一个长期的探索与实践。因此，在现阶段，只能在不改变整体诉讼构造的前提下，逐渐探索新的思路，采取可行的措施确保检察机关参与到刑事侦查过程中去，使我们主动了解、参与并影响证据收集的过程，以达到成功诉讼的目的。
首先，结合西方检警一体原则的经验，通过合理程序赋予检察机关侦查参与权。也就是说，虽然检察机关不具有直接侦查权和指挥权，但是可以参与到侦查活动中，了解案件的侦查情况，要求公安机关收集何种证据或者以何种方式收集证据。这一点，可以通过报捕前通知检察机关的方式来完成。公安机关在决定对案件立案侦查后，应将案件情况告之检察机关，检察机关在了解案件情况后，以书面形式将该案构成犯罪所需的要件及需收集的证据告之公安机关。在必要的时候，可以参与公安机关的侦查过程。这样就保障了证据收集的合法性和全面性，以达到最终控诉成功的目的。
其次，应当强化补充侦查过程中检察机关的职能。现行机制下，补充侦查走过场的情况依然大量存在，对于检察机关在补充侦查提纲中所列的补侦内容，公安机关很少能全部完成，而检察机关拒绝收卷又与法无据，所以这种情况极大的降低了诉讼效率。在侦检一体的模式下，检察机关要求公安机关补充侦查，同时也应该主动参与侦查过程，在实际操作中决定证据的取舍，要求公安机关收集必要的相关证据，使每一次补充侦查都能达到完善证据、成功诉讼的目的。
第三，应以制度明确侦查人员的控诉义务，特别是警察出庭作证的情形。当前的庭审中，很少有警察出庭作证的情况，即使是必要的证据，也仅仅以证人证言的方式出现。而在西方，警察出庭作证是十分普遍的情况。对于，涉及抓获经过、辩护方提出刑讯逼供的质疑等情况，警察是必须出庭作证的，以此证明证据的合法有效。同时，侦查机关作为控诉的辅助机关，必须对最终的诉讼结果负责，在检察机关提出公诉后，应当依据检察机关的要求收集新的证据，以保证诉讼成功。
第四，在侦检一体的模式基础上完善提前介入制度。在司法实践中，针对一些重大疑难案件或者证据易灭失的案件，检察机关经常采取“提前介入”的方法，参与侦查活动的全过程。这样，不但使检察机关尽早的接触案件，收集必要的证据，同时使侦查监督从静态监督转入动态监督，防止和纠正违法侦查活动，提高办案质量，防止了错捕错诉的发生。这种类似于检警一体的诉讼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检察机关的侦查监督职能，但在事实上也确存在着一些不足。检察机关的“提前介入”虽然担负着监督的任务，但主要是为了适应打击犯罪的需要而强调配合，以达到快审快诉的目的。这样做就背离了“提前介入”的初衷。借鉴侦检一体的模式，应当使“提前介入”规范化和制度化，在侦查的同时就考虑控诉的问题，及时决定应当收集那些证据及怎样收集这些证据，同时有效的行使监督职能，是使取得证据的方式趋于合法、完善，最终得以诉讼成功。
在司法实践中，“公、检”联合办案取得了一些效果，并积累了一定的经验。笔者认为，结合大陆法系检警一体原则的实质，对现行的检警关系进行适当的改革是可行的。诚然，检警一体化模式的实施涉及到司法制度的重大变革，是向一种新体制的全新过度，其难度可想而知，但作为一种必然的趋势，随着社会法制化的不断完善，这一模式将得以有效实施。

作 者： 王 镭

二○○五年十月
王镭 沈阳铁路运输检察院
Email: wangleirein@163.com


宪法价值冲突的解析
本文作者：丛彦国

对宪法价值冲突进行进一步的分析，就可以发现宪法价值冲突在类型上，存在着真实冲突与虚拟冲突、抽象冲突与具体冲突、二元冲突与多元冲突的划分。同时，宪法价值冲突还存在于宪法实践各个环节的内部和相互之间。对此，均有必要加以逐一的阐释。

一、宪法价值冲突的类型
为了更好地研究宪法价值冲突问题，有必要分析宪法价值冲突的类型，对宪法价值冲突的类型进行合理的划分，不仅有助于认识宪法价值冲突的本质，而且有助于展现其丰富的外延。笔者本着坚持学术意义与实践意义的原则，对宪法价值冲突的类型进行如下划分：
（一）真实冲突与虚拟冲突
以宪法价值冲突是否真实客观地存在，可以将宪法价值冲突分为真实冲突与虚拟冲突两种类型。人们认识的宪法价值冲突可能是客观存在的，可能是主观虚拟产生的。那种客观存在的，不是因人们的误解而产生的宪法价值冲突，可以称之为宪法价值的真实冲突；那种不是客观存在的，只是人们主观上认为存在而实际上并不存在的宪法价值冲突，可以称之为宪法价值的虚拟冲突。例如，假设某人不是十分了我国宪法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就可能认为这一制度与我国的单一制国家结构形式存在冲突，但是，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证明了民族区域制度不但不与单一制的国家结构形式相冲突，而且它还有着巨大的优越性，这就是典型的宪法价值的虚拟冲突。[1]
人们只有认识了宪法价值冲突，才有可能努力地去克服它或解决它。不管是宪法价值的真实冲突还是宪法价值的虚拟冲突，在宪法价值主体看来，他们都是真实的。因此，人们所寻找的价值冲突的解决原则、解决措施应是对他们都可适用，而又有益于宪法价值主体的。如果能够寻找到这样的原则和措施，那么就没有必要花费过大的精力去彻底分清宪法价值冲突的真实性或虚拟性。实际上，也不可能完全彻底地分清宪法价值冲突的真实性与虚拟性，这是由宪法现象的复杂性和人类认识的局限性所决定的。
（二）抽象冲突与具体冲突
从事物的一般与特殊、抽象与具体的角度，可以将宪法价值冲突分为抽象冲突与具体冲突两种类型。宪法价值冲突可能是从抽象意义上讲的、一般而恒久的冲突。如人们一般抽象地说的宪法上的平等与自由、正义与秩序、秩序与民主等的冲突。在并不置身于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并不表现为现实矛盾的时候，这些冲突的存在仅仅是纯理念的形式，称之为抽象的宪法价值冲突。宪法价值冲突也可能是从实在意义上讲的、具体而特定的冲突，可以称之为具体的宪法价值冲突。例如，在制定国家安全方面的宪法性文件时要坚持科学立法的原则，合理地解决好首要的立法目的是自由还是秩序的问题；[2]又如，在具体的宪法案件中，宪法适用者应该如何面对一方言论自由与另一方人格尊严的冲突，等等。这些宪法价值冲突在现实社会中直接地表现出来，这就是典型的具体的宪法价值冲突。
笔者认为，抽象的宪法价值冲突更多的意义在于理论研究，而在具体的宪法案件中应该坚持个案分析的原则，而不应该只是抽象地谈论几个宪法价值谁轻谁重。具体的宪法价值冲突是抽象的宪法价值冲突的现实化。具体的宪法价值冲突的解决侧重于实证，而抽象的宪法价值冲突的解决侧重于理性。抽象冲突的解决原理、原则对于具体冲突的解决具有指导意义，具体冲突的解决既是抽象冲突解决原理、原则的实践，又是对它的丰富和充实。
（三）二元冲突与多元冲突
以相互冲突的宪法价值的数量可以将宪法价值冲突分为二元冲突与多元冲突两种类型。
二元冲突是指两个宪法价值之间相互冲突。例如自由与秩序、秩序与正义、自由与平等的冲突等。二元价值冲突在形式上又包括两类：一是排他冲突，指二个宪法价值只能取其一的冲突形式；二是位列冲突，指两个宪法价值中一个属于首要或主要地位，而另一个属于从属或次要地位的冲突形式。位列冲突与排他冲突并不是截然分离的，而是可以互相转化的。实际上，在位列冲突中只要找到了首要或主要的宪法价值时，位列冲突就会转化为排他冲突，因为首要、主要价值是唯一的、排他的、独占的；在排他冲突中，如果要求排列冲突价值的主次、首从，排他冲突也就转化成了位列冲突。
多元冲突是指两个以上宪法价值的相互冲突。多个宪法价值相互交织构成的宪法价值冲突情况远比二元宪法价值冲突复杂。例如个人利益、社会利益、国家利益三者之间的宪法价值冲突，人民主权、宪政秩序、社会发展、社会正义四者之间的宪法价值冲突。多元的宪法价值冲突实际上是由若干个二元的宪法价值冲突构成的，人们完全可以把一个多元宪法价值冲突转化为若干个二元宪法价值冲突来进行分析和研究，从而更好地找出解决宪法价值冲突的办法。

二、宪法价值冲突的环节
宪法价值冲突可能在宪法实践各个环节的内部和各个环节相互之间出现。研究宪法价值冲突出现的环节，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宪法价值冲突的情形并制定宪法价值冲突的解决措施和方案。
（一）宪法实践各个环节内部的价值冲突
1、宪法制定、修改环节的价值冲突
由于宪法在一国法律体系中的重要性，其制定、修改程序要严于普通法律。在具体制定程序的设计上，各国宪法的规定不尽相同，从而形成了行使制宪权的不同方式。许多国家制定宪法，都要成立专门的宪法制定机构，如成立宪法起草委员会，召开制宪会议或者立宪会议。宪法通过程序也比较严格、复杂，一般都要求有占立法机关或制宪会议全体成员的三分之二以上或四分之三以上的人数通过，宪法才能生效。还有的国家规定宪法需要由公民讨论或公民投票以后才能正式生效。在立法机关通过的表决方式上，各国也规定不一，有的举手表决，有的起立表决，有的点名表决，有的投票表决。[3]
宪法制定、修改环节中的价值冲突是经常性的宪法价值冲突之一。在宪法制定、修改上的许多争论与矛盾都可以归因于宪法价值冲突，具有不同宪法价值认识与追求的法案起草者或者可以影响法案起草者的人们在宪法的制定、修改过程中，他们会有着不同的宪法制定、修改主张，这些不同的主张之间也就包含着相关的宪法价值冲突。例如，在中国宪法史上仅有的一部资产阶级共和国宪法性质的文件——《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就是在多种政治势力、利益集团的激烈斗争中制定的，它突出地反映了当时三种政治势力——革命派、立宪派和以袁世凯为代表的反动派之间，又斗争又妥协的力量对比关系。[4]这些政治势力、利益集团有着各自不同的价值观念和价值追求，因此，《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制定过程必然存在着多种宪法价值冲突。
2、宪法适用环节的价值冲突
宪法适用中的价值冲突，可能是宪法适用者，即一定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自己的价值观念冲突。一个宪法案件，它所涉及的社会方面是广泛的，它的影响也可能是多方面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有时也会因自身的价值观念冲突而不知所措。他们自身的价值观念冲突如果得不到很好的解决，他们就可能面对多种裁决方案，犹豫不决。这样就会影响宪法适用的效率和效益，甚至会导致错案的发生。宪法适用中的价值冲突也可能是不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之间的价值冲突。一个宪法案件，如果是由多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共同办理的，他们之间也可能产生价值认识上的分歧。
宪法适用中的价值冲突还包含着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与有关当事人之间的价值冲突。这种冲突也是经常发生的，在这种情况下，只能通过法定的程序来加以解决。在宪法适用主体在适用宪法的过程中，当事人和其他参与人都可以依法自由表达自己的价值认识。在宪法适用以后，当事人还可以通过宪法监督程序来继续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使自己与原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之间的价值冲突得以解决。当然，即使当事人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之间的冲突仍然不能解决，他们仍然可以在自己的思想中保留自己的价值认识，但在行为上还必须服从有效的宪法裁决。
3、宪法遵守环节的价值冲突
在宪法遵守过程中，也会产生宪法价值冲突。同一宪法遵守主体对于宪法价值的矛盾性把握，是宪法价值冲突在宪法遵守中的主要表现之一。而不同的宪法遵守主体对于宪法价值的不同理解和追求，也往往是导致他们相互之间宪法价值冲突的重要原因。宪法遵守中的价值冲突应当寄希望于宪法遵守者的法律意识、宪法意识的增强，自觉放弃一些不合理的宪法价值认识和追求，使自己的宪法价值认识与宪法制定所确定的价值准则保持一致。只有这样宪法遵守者才有可能解决有关的宪法价值冲突，才不会由宪法遵守者演变为违宪行为者。
《秋菊打官司》摄制组在陕西宝鸡进行纪实性摄影时，摄下了一位在场卖棉花糖的公民贾桂花的形象。贾氏本人自称因“生理缺陷”（贾氏患过天花，脸上有麻子）从来“连照相都不愿”。影片公映后，贾氏形象公之于众大约四秒钟左右。有熟人嘲弄贾氏“成了明星”，“长得那样还上电影”，这使贾氏极为痛苦。为此，贾氏经律师代理向人民法院诉讼，认为《秋菊打官司》剧组以盈利为目的侵犯了她的肖像权，要求影片摄制组向其公开赔礼道歉，剪除影片拷贝上贾氏的镜头，同时赔偿贾氏精神损失费人民币8000元。此案中，原告认为自己的肖像权在事实上受到了侵犯，而被告认为应保护自己的言论自由权。[5]在本案中，原被告双方的矛盾与冲突实际上就是宪法遵守环节的价值冲突的表现。
（二）宪法实践各个环节相互的价值冲突
1、宪法适用与宪法制定、修改的价值冲突
宪法适用的价值观念不应当与宪法制定、修改的价值观念产生冲突。因为在宪法制定、修改的价值观念已经确定的情况下，宪法适用主体不应当有独立于宪法制定、修改价值观念之外的其他宪法价值观念。否则就只能导致宪法适用的混乱，导致违宪行为的发生。宪法适用者应当将实现宪法、实现宪法价值作为自己的职责，视宪法价值为自己的职业生命。他们在宪法适用过程中的所作所为不过是实践法定的价值准则而已。
虽然宪法适用者无权对宪法制定、修改的价值准则进行任何变更，否则就是违宪行为。但是，他们在适用宪法过程中却有可能介入其主观的因素，例如，“法院要处理宪法诉讼必然要对宪法进行解释。”[6]在宪法适用环节上，宪法适用者的价值观念会自觉和不自觉地对已经制定、修改的宪法的适用产生影响。在社会实际生活中，宪法价值不可能不受宪法适用者的影响。既然宪法适用者在对于宪法的理解和贯彻中有可能因自己的价值认识而影响宪法的价值，宪法适用者在有意或者无意之间就有可能出现其价值观念与法定价值观念之间的冲突。在这时，宪法适用者能否抑制自我而服从宪法，就是对其职业素质的考验了。
2、宪法遵守与宪法适用的价值冲突
宪法遵守与宪法适用之间也会出现一定的价值冲突，这是必然的。因为，宪法遵守者与宪法适用者是从不同的角度来认识宪法与宪法价值的，因而在宪法价值的观念上往往就会有所分歧。
宪法遵守与宪法适用的价值冲突的解决只能依靠宪法制定、修改所确定的价值准则来评价。在一般的情况下，宪法适用的价值观念与宪法制定、修改的价值观念是一致的，但由于种种原因，二者之间也会出现一些不一致，甚至相互矛盾的地方。所以不能说在宪法遵守的价值观念与宪法适用的价值观念产生冲突的时候，就一定是宪法遵守方面出现了问题。
3、宪法遵守与宪法制定、修改的价值冲突
在宪法遵守与宪法制定、修改之间，也会产生宪法价值冲突。这种冲突的产生有可能是由于宪法制定、修改的失误，但是从严格的法治意义上讲，只要宪法的价值设定没有邪恶到不能被整个社会所接受，没有邪恶到不能通过法内途径予以解决的程度，宪法遵守者就应当无条件地服从在宪法制定、修改中所确定的价值准则。
然而，在更多的情况下是因为宪法遵守者对于宪法价值的误解，从而导致了宪法遵守与宪法制定、修改的价值冲突。因此种情形而产生宪法价值冲突，也是非常普遍的，而且远比宪法制定、修改中的失误普遍。在这种情况下，宪法遵守者的价值认识毫无疑问地应当服从法定的价值准则

三、本章小结
本章分为两个部分。这两个部分分别从宪法价值冲突的类型与环节两个方面来进一步分析与研究宪法价值冲突问题。第一部分是宪法价值冲突的类型，笔者从真实冲突与虚拟冲突、抽象冲突与具体冲突、二元冲突与多元冲突三个角度来分析宪法价值冲突的类型。第二部分是宪法价值冲突的环节，具体包括：宪法实践各个环节内部的价值冲突，分为宪法制定、修改环节的价值冲突，宪法适用环节的价值冲突，宪法遵守环节的价值冲突三种情形；宪法实践各个环节相互的价值冲突，分为宪法适用与宪法制定、修改的价值冲突，宪法遵守与宪法适用的价值冲突，宪法遵守与宪法制定、修改的价值冲突三种情形。

参考文献：
[1] 许崇德．宪法．第2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129
[2] 李竹，吴庆荣．国家安全法．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132
[3] 姜士林等．宪法学辞书．当代世界出版社，1996：131
[4] 张晋藩，曾宪义．中国宪法史略．北京：北京出版社，1979：107
[5] 苏力．法治及其本土资源．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1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