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


广西壮族自治区实施领导干部、企业领导人员任期经济责任审计条例

（2002年9月27日广西壮族自治区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二次会议通过

根据2010年9月29日广西壮族自治区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关于修改部分法规的决定》修正）


第一章 总 则
第二章 审计的管辖范围、内容
第三章 审计程序
第四章 法律责任
第五章 附 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对领导干部、企业领导人员的管理和监督，正确评价其任期经济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和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自治区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所称领导干部，是指与本自治区各级人民政府有财政、财务关系的国家机关、政党组织、社会团体和事业单位的主要负责人以及分管财务工作的负责人。

本条例所称企业领导人员，是指本自治区各级人民政府监督管理的国有独资企业、国有资产占控股地位的区内外、境外企业的法定代表人。

第三条 本条例所称领导干部任期经济责任，是指领导干部在任职期间，对其所在地区（部门、单位）财政收支、财务收支的真实性、合法性和效益性以及有关经济活动应当负有的责任，包括主管责任和直接责任。

本条例所称企业领导人员任期经济责任，是指企业领导人员在任职期间，对其所在企业资产、负债、损益的真实性、合法性和效益性以及有关经济活动应当负有的责任，包括主管责任和直接责任。

第四条 本条例所称领导干部的主管责任，是指领导干部对其所在的地区（部门、单位）的财政收支、财务收支的真实性、合法性、效益性以及有关经济业务活动应当负有的直接责任以外的领导和管理责任。

本条例所称企业领导人员的主管责任，是指企业领导人员对其所在企业资产、负债、损益的真实性、合法性、效益性以及有关经济业务活动应当负有的直接责任以外的领导和管理责任。

第五条 本条例所称领导干部、企业领导人员的直接责任，是指领导干部或者企业领导人员对其任职期间内的下列行为应当负有的责任：

（一）违反国家财经法规的行为；
（二）授意、指使、强令、纵容、包庇下属人员违反国家财经法规的行为；
（三）财经工作中的失职、渎职行为；
（四）其他违反国家财经纪律的行为。

第六条 对领导干部、企业领导人员实行任期经济责任审计制度。审计机关应当将对领导干部、企业领导人员任期经济责任审计与对所在单位的审计结合起来。

领导干部、企业领导人员的任期经济责任审计结果，应当作为其晋升、调任、免职、辞职、解聘、退休等参考依据。

第七条 审计机关、内部审计机构和社会审计组织依法独立实施领导干部、企业领导人员任期经济责任审计，不受其他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

第八条 各级审计机关对内部审计机构和社会审计组织实施任期经济责任审计进行业务指导和检查监督，对其审计结果进行抽查和审核。

内部审计机构、社会审计组织按照本条例规定程序实施领导干部、企业领导人员任期经济责任审计，并接受审计机关的监督。

第九条 对领导干部、企业领导人员任期经济责任审计的审计人员依法实行回避制度。审计人员的回避，由审计机关负责人或者委托单位的法定代表人决定；审计机关正职负责人的回避，由本级人民政府或者上一级审计机关决定。

第二章 审计的管辖范围、内容

第十条 领导干部、企业领导人员任期经济责任审计，应当按照领导干部、企业领导人员管理权限和财政、财务关系或者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关系确定审计管辖范围，分级进行：

（一）领导干部的任期经济责任，由同级或者有管辖权的审计机关负责审计；各级审计机关领导干部的任期经济责任审计，由干部管理、监督部门另行组织人员审计或者由同级人民政府提请上一级审计机关审计；

（二）企业领导人员的任期经济责任审计，按照本条例第十四条第二款的规定办理。

第十一条 领导干部、企业领导人员任期经济责任审计的时间范围，以其本届任期或者担任本单位、企业领导职务的实际任职时间为限。

审计中发现重大事项，需要追溯审计的不受上述审计时间范围限制，并可延伸审计到有关单位。

第十二条 对领导干部任期经济责任审计的内容包括：

（一）遵守国家财经法规和政策的情况；
（二）财政财务收支计划执行情况和决算；
（三）预算外资金的收入、支出和管理情况；
（四）专项资金的管理、使用情况；
（五）国有资产的管理、使用及保值增值情况；
（六）财政收支、财务收支的内部控制制度及执行情况；
（七）任期内分管和负责的工程、项目和重大收支情况；
（八）其他需要审计的事项。

第十三条 对企业领导人员任期经济责任审计的内容包括：

（一）遵守国家财经法规和政策的情况；
（二）企业资产、负债、损益的真实性、合法性、效益性的情况；
（三）企业对外投资和资产的处置情况；
（四）国有资产的安全、完整的保值增值情况；
（五）企业的收益分配情况；
（六）与经济活动有关的内部控制制度及其执行情况；
（七）任期内分管和负责的工程、项目和重大收支情况；
（八）其他需要审计的事项。

第三章 审计程序

第十四条 领导干部任期经济责任审计，按照干部管理权限以及监督工作的需要，由干部管理、监督部门确定审计对象或者项目，向有关审计机关提出审计委托，并由其实施审计。

企业领导人员任期经济责任审计，按照其管理权限和审计管辖范围，由企业领导人员管理机关报本级人民政府批准，由人民政府向审计机关下达审计指令；审计机关可以直接进行审计，也可以委托内部审计机构或者社会审计组织进行审计。

第十五条 领导干部任期经济责任审计，由干部管理、监督部门以书面形式向审计机关出具委托书。

企业领导人员任期经济责任审计，由内部审计机构或者社会审计组织进行审计的，审计机关应当以书面形式向其出具委托书。

委托书的内容应当包括审计对象、范围、重点及有关事项。

第十六条 审计机关或者社会审计组织接受领导干部、企业领导人员任期经济责任审计事项的委托后，应当组成审计组实施审计，并应当在实施审计三日前，向被审计的领导干部、企业领导人员及其所在单位、企业送达审计通知书。

第十七条 被审计的领导干部所在单位应当向审计组提供以下资料：

（一）在银行开设帐户情况；
（二）会计凭证、会计帐簿、会计报表；
（三）财政预算内、外资金的缴、拨情况；
（四）财产盘点及债权债务资料，以及对外担保、对外投资的资料；
（五）固定资产投资建设相关资料；
（六）与经济活动有关的合同及相关的资料；
（七）经济监督管理部门或者内部审计机构、社会审计组织等社会中介组织出具的审计报告和鉴定材料等资料；
（八）与任期经济责任有关的工作总结；
（九）与经济责任有关的其他资料。

第十八条 被审计的领导干部应当在审计组进点后五日内，向审计组提交以下书面资料：

（一）领导干部的职责范围；
（二）领导干部任职期间所在单位、部门、地区的财政收支、财务收支各项工作目标、任务完成情况；
（三）遵守国家财经法规情况；
（四）需要向审计组说明的其他情况。

第十九条 被审计的企业领导人员所在企业应当向审计组提供以下资料：

（一）在银行开设帐户情况；
（二）财务计划、会计凭证、会计帐簿、会计报表；
（三）国有资金投资的计划、使用、收益情况；
（四）经营目标责任，生产经营计划、财务经济指标执行情况；
（五）重大经营决策资料及有关会议记录；
（六）财产盘点、债权债务清理情况及相关资料；
（七）企业的章程、内部控制制度以及内部机构设置、职责分工情况；
（八）有关经济监督管理部门，以及内部审计机构、社会审计组织等社会中介组织出具的审计报告、鉴定材料和纠正情况；
（九）财务分析报告及与任期经济责任有关的工作总结；
（十）与经济活动有关的合同及相关资料，以及与任期经济责任有关的其他资料。

第二十条 被审计的企业领导人员应当在审计组进点后五日内，向审计组提交以下书面材料：

（一）企业领导人员职责范围；
（二）企业领导人员任职期间与企业资产、负债、损益目标责任制有关的各项经济指标的完成情况；
（三）企业领导人员遵守国家财经法规的情况；
（四）应当向审计组说明的其他情况。

第二十一条 审计组应当在对领导干部、企业领导人员任期经济责任审计事项实施审计结束后三十日内，向审计机关报送审计报告。审计中发现重大经济问题的，审计机关应当及时向委托部门反馈。

第二十二条 对领导干部任期经济责任的审计报告应当包括以下主要内容：

（一）实施审计工作的基本情况；
（二）被审计的领导干部的职责范围和所在单位、部门、地区财政收支、财务收支工作各项目标、任务完成情况；
（三）被审计的领导干部及其所在单位、部门、地区违反国家财经法规的主要问题；
（四）被审计的领导干部应当负有的主管责任和直接责任；
（五）对被审计的领导干部及其所在单位、部门、地区违反国家财经法规的事实以及定性、处理、处罚的法律、法规规定和改进建议；
（六）财政预算内、外资金使用、管理情况；
（七）重要经济事项决策的执行和效益情况；
（八）对被审计的领导干部及其所在单位的财政、财务收支等任期经济责任的评价意见；
（九）处理遗留经济问题的情况；
（十）委托单位要求反映的其他问题。

第二十三条 对企业领导人员任期经济责任的审计报告应当包括以下主要内容：

（一）实施审计工作的基本情况；
（二）被审计的企业领导人员的职责范围和与所在企业资产、负债、损益目标责任制有关的各项经济指标的完成情况；
（三）违反国家财经法规的主要问题；
（四）企业领导人员应当负有的主管责任和直接责任；
（五）对被审计的企业领导人员及其所在企业违反国家财经法规的事实以及定性、处理、处罚的法律、法规规定和改进建议；
（六）对被审计的企业领导人员及其所在企业的财政、财务收支等任期经济责任的评价意见；
（七）重大经营决策的执行和效益情况；
（八）处理遗留经济问题的情况；
（九）委托单位要求反映的其他问题。

第二十四条 审计报告报送审计机关前，应当征求被审计的领导干部、企业领导人员和所在单位、企业的意见。

被审计的领导干部、企业领导人员及其所在单位、企业应当在接到审计报告之日起十日内，提出书面意见；逾期未提出书面意见的，视同无异议，并由审计组长予以注明。

被审计的领导干部、企业领导人员及其所在单位、企业对审计报告有异议的，审计组应当进一步核实情况，根据核实的情况决定是否修改审计报告，并将审计报告、被审计的领导干部、企业领导人员及其所在单位、企业对审计报告的书面意见和审计组的书面说明，一并报送审计机关审定。

第二十五条 审计机关应当在接到审计组的审计报告三十日内，向委托部门提交审计结果报告，同时抄送被审计的领导干部、企业领导人员本人、所在单位、企业及其领导干部选举、任命机关或者干部管理、监督部门或者企业领导人员管理机关。

第二十六条 审计机关发现被审计的领导干部、企业领导人员及其所在单位、企业的违反财经法规行为，应当在法定职权范围内作出处理、处罚的审计决定或者向有关主管机关提出处理、处罚意见。

第二十七条 被审计的领导干部、企业领导人员及其所在单位、企业对审计机关作出的审计结果报告有异议的，可以向委托机关提出。

被审计的领导干部、企业领导人员及其所在单位、企业对审计机关作出的审计决定不服的，可以申请行政复议；对行政复议决定不服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第四章 法律责任

第二十八条 被审计的领导干部、企业领导人员及其所在单位、企业违反本条例规定，拒绝、阻挠审计或者拒绝、拖延提供与审计事项有关的文件、资料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实施条例》的规定进行处理。

第二十九条 被审计的领导干部、企业领导人员及其所在的单位、企业违反本条例规定，转移、隐匿违法所得的财产的，或者被审计的领导干部、企业领导人员及其所在单位、企业可能转移、隐匿、篡改、毁坏、毁弃会计凭证、会计账簿、会计报表以及财政收支或者财务收支有关的资料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实施条例》的规定进行处理。

第三十条 被审计的领导干部、企业领导人员打击报复或者陷害、诬告检举人、证明人、资料提供人和审计人员的，由有关部门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一条 审计机关或者内部审计机构的审计人员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泄露国家秘密或者商业秘密、索贿受贿或者隐瞒事实真相、提供虚假审计报告的，由所在单位或者有关部门、单位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审计机关或者内部审计机构的审计人员违法、违纪所取得的财物，应当依法予以追缴、没收或者责令退赔。

第三十二条 社会审计组织的审计工作人员执行领导干部、企业领导人员任期经济责任审计业务，隐瞒事实真相、提供虚假审计报告的，由其主管部门给予警告；情节严重的，可以暂停其执行业务或者吊销注册会计师证书；故意出具虚假的审计报告，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社会审计组织有前款规定行为之一的，由其主管部门给予警告，没收违法所得，可以并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可以暂停其经营业务或者撤销该社会审计组织。

第五章 附 则

第三十三条 对本条例第二条规定以外的其他领导干部、企业领导人员实施任期经济责任审计，可以参照本条例规定执行。

第三十四条 本条例自2003年1月1日起施行。








评《人民法院收费办法》
万 马*
（西南政法大学，重庆400031）

[摘要]《人民法院诉讼收费办法》虽然已经被《诉讼费用交纳办法》所取代，但这个施行了近18年的诉讼费用规则存在在很多方面制度性缺陷，给实际运作带来无法克服的问题。重新对该办法予以检讨，一定会对新办法的认识有所裨益。
[关键词]诉讼费用 制度缺陷 制定主体 制定依据

《诉讼费用交纳办法》（以下简称《’06讼费交纳办法》）已由国务院2006年12月19日公布，并决定自2007年4月1日起施行。该办法的颁布预示着最高人民法院1989年7月12日制定的《人民法院诉讼收费办法》（以下简称《’89诉讼收费办法》）的终结。《’89诉讼收费办法》施行至今已近18年，它在很多方面存在制度性缺陷，给实际运作带来无法克服的问题。笔者将在本文中对该办法进行梳理和检讨，以期将来对《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的批判有所裨益。但限于篇幅，本文主要对《’89诉讼收费办法》展开讨论。

一、制定主体和依据存在疑问
《’89诉讼收费办法》的制定主体存在问题。疑问之一：中立性。诉讼费用是由一部分诉讼公共成本（即审判费用或叫做审理成本）和一部分诉讼私人成本（即当事人费用或叫做诉讼成本）构成的。[1]这种“生产正义的成本”[2]如何在国家和当事人之间进行合理的分配呢？免费的诉讼意味着诉讼成本全部转移给整个社会，按照法院的实际开支全额征收讼费则意味着国家将履行公共职能的成本转移给诉讼当事人，故合理的司法政策总是在两个极端之间寻求折中。[3]让法院来制定规则在其自身和当事人之间分担费用，我们可以想像其超然性何在？利益的天平将向哪个方向倾斜？事实已经证明，从目前我国基层法院的实际情况来看，法院从地方政府获得审判资源普遍不足，诉讼费用收入所占比例大大高于国家的财政拨款，法院主要是靠从当事人中获取的审判资源来支撑工作正常运转。这种现状，既加重了当事人的诉讼负担，影响了民众利用司法的程度，又严重影响了诉讼资源的充分利用。[4]因此之故，诉讼费用的过高和无法预期，无疑造成人们在法院大门踌躇徘徊，[5]可见，由最高人民法院制定的诉讼收费办法，违背了中立性原则，其法律效果是差强人意的。在当前国库拨款严重不足的情况下，最高人民法院作为一方利益主体来制定诉讼费用规则，会使法院把自己摆在不适当的位置，参与市场运行，从而产生不可遏制的盈利动机，自觉或不自觉地将民事诉讼案件当作法院的“提款机”。[6]有良法，方有良法之治。没有一个中立的主体来制定诉讼费用规则，就没有诉讼费用制度的科学性和权威性。
　　疑问二：合法性。《’89诉讼收费办法》没有立法依据。因为它所依据的《民事诉讼法（试行）》已随着1991年的《民事诉讼法》的施行而废止了。然而，即使退一步说，《民事诉讼法（试行）》没有终止，那么立法上的合法性又何在呢？《民事诉讼法（试行）》第80条规定“收取诉讼费用的办法另行制定”，它并没有明确指出由哪一个主体来制定此项规则。同样，《民事诉讼法》没有对《’89诉讼收费办法》进行追认，也没有对最高人民法院授权，该法第107条第3款规定“收取诉讼费用的办法另行制定”，与《民事诉讼法（试行）》的规定如出一辙。同样，根据《人民法院组织法》第3条的规定和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的《关于加强法律解释工作的决议》，最高人民法院对于在审判过程中如何具体应用法律、法令的问题进行解释。而诉讼费用显然不属于这类问题。所以，由最高人民法院制定诉讼费用规则的合法性并不存在。既然《民事诉讼法》没有指明，那么究竟应当由哪一个国家机关来制定诉讼费用规则呢？从比较法的角度看，日本和德国的诉讼费用规则都是由国会制定的。法国以法典的形式规定了这项制度，韩国有关诉讼费用的法律包括《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费用法》等相关法律规则。美国诉讼费用主要是调整当事人之间的诉讼费用关系。诉讼费用是定额制且数额较低，这些费用在当事人之间如何分担都与法院无关，法院超脱于外，由其制定诉讼费用规则并不违背中立性原则。总之，世界上多数国家尤其是大陆法系国家的诉讼费用制度都是由立法机关制定的，我国法律制度的特征更倾向于大陆法系，故也应由立法机关制定诉讼费用制度。我国《立法法》第8条规定：“下列事项只能制定法律：…（九）诉讼和仲裁制度。”诉讼费用属于诉讼基本制度之一，由立法机关以法律的形式制定诉讼费用制度当属无疑。在民主法制国家都有所谓的法律保留原则。侵害保留一直是该原则之核心，即凡国家的事务有侵害人民的生命、自由、权利、财产者，均应保留给代表民意的国会以法律来决定，而不能交由行政机关恣意决定。[7]我国要建设法治国家，欲立于先进民族之林，先进国家之列，世界上一些被理论和实践证明了的优良制度不可不察，不可不学，不可不用。按此原则，在我国由立法机关制定诉讼费用制度当属无疑。
　　
二、模糊概念充斥全篇
　　法律语言的特点是精确度高，逻辑性强，切实可用。模糊语言在我国主要表现为道德性规范大量出现在法律条文中，从根本大法宪法到乡规民约，道德约束性的语言俯拾即是，没有什么强制力。如果一项制度不能用强制力予以监督，那只能是活着的死法律了。没有救济的权利不是权利，没有强制力的法律不是法律。可执行性和强制性是法律的基本特征。道德与法律的区别之一就是前者是一种内心强制，后者是外力强制。模糊概念让人们无法理解其确切意旨，只能妄加揣测和依赖执行机关的随意解释。纵观整篇法条，《’89诉讼收费办法》使用的模糊语言比比皆是。这样的语句有：“实际支出”、“实际成本”、“其他诉讼费用”、“有关规定”、“案件的具体情况”、“不正当的诉讼行为”等等这样的字眼和词语。“实际支出”和“实际成本”究竟是怎么计算出来的，依据是什么？《’89诉讼收费办法》并没有给出一个具体的标准。“其他诉讼费用”又是指哪些诉讼费用呢？有关规定指的是哪些规定？“案件的具体情况”界限是什么？“不正当行为”又是如何界定的？这些词语带给我们的是一个个疑问，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理解，给出不同的答案。这样的法规，在我国辽阔的大地上，可能会开出千奇百怪的花朵，结出奇形怪状的果实。一个政治统一的国度却无法统一地执行诉讼收费标准，有这些模糊的法律语言存在也就不足为怪了。
　
三、“霸王条款”横行纸上
　　这里所谓的“霸王条款”借用了一下《合同法》里“格式合同”（或称“标准合同”、“附合合同”）的概念，所谓“格式合同”就是指在商品或劳务交易过程中，一方当事人事先拟定好的以便重复使用的合同。在“格式合同”里往往含有对制定者有利，而对相对方不利的条款，这样的条款一般被称为“霸王条款”。像消费者协会这样的组织每每披露并且打击的“霸王条款”就是此处所指的概念。最高人民法院制定的《’89诉讼收费办法》中的有些条款和“霸王条款”有共同的特点：第一，两者都是在相对方无法知晓的情况下单方制定的，没有双方合意的过程，也没有经过像听证这样的程序，双方信息不对称。第二，二者皆有不合理之处。所谓不合理，意指违背了常识、常情、常理，违背了公平正义之基本理念。往往表现为“免除已方义务，加重对方责任”，并不予以合理提示，令对方忽视或在正常情况下无法加以注意，从而“上当受骗”。第三，二者皆表现为博弈双方地位不对等，即条款制定者一方处于优势地位，相对方处于劣势，最终导致了双方获得的利益失衡。当然，双方的区别也是明显的，即一方是在合同缔结过程中形成的，二者是平等的市场主体；一是在法院制定诉讼收费规则中出现的问题，但这并不影响借用概念所产生的生动、便利的效果。《’89诉讼收费办法》中的“霸王条款”有：第4、6、7、16、17、18、23、29条。限于篇幅，仅举一例加以说明。第29条：“当事人不得单独就人民法院关于诉讼费用的决定提出上诉。”这是《’89诉讼收费办法》中最霸道的条款，也是学者批评最多的条款。在《’89诉讼收费办法》给予法院很大自由裁量权的情况下，法院就诉讼费用负担的判决不犯错误是不可能的。法院有了错误，当事人连提出上诉的权利都没有。当事人能做的只是在法院决定的诉讼费用计算有异议时，可以向人民法院请求复核。[8]如此有限的救济途径和手段，根本不可能保障当事人的权利。在当前多数法院很少列出判决理由的情况下，要求其对诉讼费用的裁判说明理由更不可能了。有权利侵害必有救济是法的基本理念。因此，惟有在给予当事人对诉讼费用决定复议权的同时，赋予当事人对诉讼费用决定的上诉权利，才能使当事人对诉讼成本建立确定的预期，也才能使裁判费用负担决定在真正意义上得到规制，使法院在诉讼费用关系中享有的绝对权利得到有效制约。[9]

四、自由裁量，随心所欲
法律在面对纷繁芜杂的社会生活时，其确定性和滞后性往往面临挑战。赋予法院一定的自由裁量权是规避这种尴尬境地的必要措施。这种自由裁量权在实体法上的表现尤为突出。例如，刑法第232条规定：“故意杀人的，处死刑、无期徒刑或者10年以上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可见，故意杀人罪的刑罚从死刑到无期徒刑，从10年以上有期徒刑到3年以上有期徒刑，自由裁量的幅度如此之广。再如，目前民事案件的司法判例中，精神损害赔偿的数额从一元到几十万元的都有，并没有一个具有可操作性的标准。由于社会生活的复杂多变，赋予法院一定的自由裁量权是必要的，但是过度的自由裁量权会带来缺乏操作性、司法不统一等弊端，将其限制在合理范围内是必要的。具体到《’89诉讼收费办法》，我们同样可以发现体现了自由裁量权的语句，如第4、12、19、21、23、27条。仅举一例：第23条第2款、第27条同时出现了“人民法院……决定”这样的字眼，这些条款充分说明了最高人民法院在制定诉讼收费规则时给自己预留了广泛的自由裁量权。这些条款的执行标准都没有给出，只能依赖法官的自由意志，任由其自由掌握，这给法律的统一适用带来了极大的危害，对当事人权利侵蚀打造了一张温床。因此，科学构建诉讼费用制度，做到讼费征收范围明确，征收依据和征收标准合理透明，讼费用管理制度科学合理，对于确保司法公正与廉洁将具有不可低估的意义和作用。[10]

五、标准太高，抑制诉权
《’89诉讼收费办法》规定，非财产案件实行定额收费制，财产案件实行按标的比例交纳。《’89诉讼收费办法》第5条列出了具体的执行标准。非财产案件，如专利行政案件，每件交纳50元到400元；劳动争议案件，每件交纳30元到50元。财产案件，按标的额交纳比例最高为4%，最低为0.5%。与同按诉讼标的金额的一定比例征收案件受理费的日本相比……不论是哪一金额段的征收比例，我国都比日本高的多。[11]例如，日本提起诉讼按标的额交纳的比例最高为1%，最低为0.1%。[12]而且，申请执行费同样根据执行金额按比例交纳，比例从0.1%至1%不等。[13]这种过高的比例，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当事人诉讼费用负担过重的主要原因，大大限制了公民寻求司法救济的机会。[14]随着我国GDP的逐年递增，中央财政应加大对法院的投入，降低收费标准的时间早已到了。这种太高的诉讼费用征收标准，使得当事人因为经济问题而难以“接近正义”，抑制了诉权的实现。现代法治国家一致认为“接受法院审判的权利”是宪法赋予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这一抽象的权利只有在当事人能够承担得起诉讼费用的情况下，才能具体地实现。如果民众认为诉讼费用高昂或不合理，就会放弃对司法的利用，进而回避通过诉讼的方式来解决纠纷，[15]私力救济等到方式就应运而生了，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所谓的接近正义对于普通民众来说就成了一件可望而不可及的奢侈品。[16]

六、实际执行，毫无章法
由于《’89诉讼收费办法》语词含混、霸性十足、自由裁量权过大等先天性致命弱点，导致执行的结果令人震惊。实证研究的结果表明，我国诉讼费用制度在实际运行中发生了严重的扭曲和变形，贫困地区基层法院违反《’89诉讼收费办法》的规定征收诉讼费用的情况比较普遍，“乱收费”现象相当严重。[17]廖永安教授所调查的基层人民法院诉讼费用征收执行标准与《’89诉讼收费办法》相比，超标程度分别达到5倍（侵害人身权案件）、10倍（财产案件）、12.5倍（其他非财产案件）、14—16倍（离婚案件）、16.7倍（劳动争议案件）不等。[18]我们不敢想象，运送和生产正义的法院、守护公正的最后一道关口，没有模范地遵守法律，却公然置法律于不顾，肆意践踏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它还有什么权威对他人的纠纷作出裁判呢？法院“乱收费”的理由无非是国库不足，经费紧张，不能保证正常运转等。可是，有一千个一万个理由，也没有维护公正正义重要，因为这个理念是法院的立身之本、道德底线。如果连这一点都丧失了，法院就成了政府或一部分人谋取利益的工具或“提款机”。[19]与税务等到司掌收税、收费、经济处罚大权的行政机关没有本质的区别了。这种恶劣现象的出现，有其他部门“逼良为娼”的原因（如法院财政权不独立、财政拨款不足等，后面将有所论述），但法院洁身自好是必要的。当今之中国，所有愿意为中国法治化进程做出贡献的法律人，在进入法院之前，都要有这种安于“贫穷”的思想准备，法院本来就不是发大财的地方。司法的性质决定了法院应该远离尘嚣，法官应该安贫乐道。如果想做盖茨、李嘉诚一样的富人，住别墅、开名车，那就去开公司做生意好了，何必向处于纠纷苦恼之中的当事人身上开刀，令其雪上加霜呢？诉讼收费制度是应该抨击的，但是法院里的法官要做坏制度下的好人。法官不仅应该是守法的楷模，也应该是道德的楷模。这样来要求法官是否太苛刻，不切全实际呢？但是从应然的角度上讲，法理中要求的法官形象即是这个样子的。
《’89诉讼收费办法》是我国诉讼收费规则的最主要渊源。继此之后，最高人民法院于1992年制定的《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92收费意见》）中《诉讼费用》一章，是法院收费的又一重要依据。该意见就1991年《民事诉讼法》新设的诉前保全、督促程序、公示催告等程序规定了交费幅度范围内制定更为具体的收费标准。《’92收费意见》在某种程度上填补了《’89诉讼收费办法》的空白。在上述两个收费文件的基础上，最高人民法院在1990年代不断地对诉讼收费制度加以扩充和细化，一些通过答复下级法院请示，颁布司法解释而形成的讼费征收文件相继出台，讼费征收规则变得越来越分散，越来越复杂。[20]


[参考文献]
[1] 参见廖永安：“论民事诉讼费用的性质与征收依据”，《政法论坛》，2003年第5期。
[2] 参见[日]棚濑孝雄：《纠纷的解决与审判制度》，王亚新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修订版，第272页。
[3] 参见方流芳：“民事诉讼收费考”，《中国社会科学》，1999年第3期，第130－131页。
[4] 参见廖永安：“民事诉讼费用制度改革研究”，廖永安主编：《诉讼费用研究——以当事人诉权保护为分析视角》，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0 页。
[5] 参见吴勇，“论民事诉讼费用”，载《硕士论丛民事法学》，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2002版，第287－288页。
[6] 参见章武生：《司法现代化与民事诉讼制度的建构》，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版，第354页。
[7] 参见钟风玲：“台湾地区民事诉讼收费制度”，《比较法研究》，1999年第3，4期。
[8]《人民法院诉讼收费办法》，第32条。
[9] 同注[4]，第20页。
[10] 同上注，第7、8页。
[11] 参见“诉讼收费制度改革研究报告”，张卫平主编：《司法改革评论》第四辑，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
年版，第5页。
[12] 参见金朵朵：“日本关于民事诉讼费用等的法律”，廖永安主编：《诉讼费用研究——以当事人诉权保
护为分析视角》，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13] 同注[8]，第8条。
[14] 同注[4]，第15页。
[15] 同注[4]，第6、7页。
[16] 同前注。
[17] 参见廖永安：“我国民事诉讼费用制度之运行现状——以一个贫困地区基层法院为分析个案”，《中外法学》2005年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