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人大常委会


上海市终身教育促进条例

（2011年1月5日上海市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通过）


第一条为了满足市民终身学习的需求，发展终身教育事业，推进学习型社会建设，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及其他法律、行政法规，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本条例适用于本市行政区域内除现代国民教育体系以外的各级各类有组织的教育培训活动。

第三条终身教育工作应当坚持政府主导、多方参与、资源共享、促进学习的方针。

第四条市学习型社会建设与终身教育促进委员会负责统筹、协调、指导全市终身教育和学习型社会建设。市学习型社会建设与终身教育促进委员会的办事机构设在市教育行政部门。

区、县终身教育协调机构负责辖区内终身教育工作的协调、指导。

第五条市和区、县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终身教育工作的领导，将终身教育工作纳入同级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采取扶持鼓励措施，促进终身教育事业的发展。

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应当按照各自职责组织开展终身教育工作。

第六条市教育行政部门是本市终身教育工作的主管部门。区、县教育行政部门按照职责，负责本辖区内的终身教育工作。

发展改革、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公务员管理、农业、财政、税务、工商、人口和计划生育、统计、民政、文广影视、公安等有关行政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协同做好终身教育工作。

第七条工会、共产主义青年团、妇女联合会以及残疾人联合会、科技协会等其他组织协助开展终身教育促进工作。

鼓励社会团体按照各自章程，开展终身教育工作。

鼓励各类学习型组织开展本组织成员的终身学习活动。

鼓励市民为终身教育提供志愿服务。

第八条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将终身教育经费列入本级政府教育经费预算，保证终身教育经费逐步增长。

市和区、县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应当为开展终身教育提供经费支持。

终身教育经费主要用于终身教育公共服务。

第九条企业应当按照规定，足额提取职业培训经费，并可依法在税前扣除。企业用于一线职工的培训经费所占比例，应当高于职业培训经费总额的百分之六十，并每年将经费使用情况向职工代表大会报告。

民办非企业单位以及其他组织应当为本单位在职人员职业培训提供经费保障。

第十条本市鼓励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捐助终身教育事业或者举办终身教育机构。捐赠人捐赠财产用于终身教育事业的，依法享受税收优惠。

第十一条本市逐步建立终身教育学分积累与转换制度，实现不同类型学习成果的互认和衔接。

成人高等教育同等学历水平同类课程的学分可以在各类成人高等教育机构之间相互转换。

普通高等学校的普通高等教育课程的学分，可以转换为电视大学、业余大学等的成人高等教育同等学历水平同类课程的学分。

学分转换的专业和课程的目录，由市教育行政部门会同有关部门组织编制，报市人民政府批准后实施。

第十二条教育行政部门负责成人学历教育工作。

举办成人学历教育的学校应当按照国家和本市的有关规定，开展成人学历教育。

第十三条教育、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公务员管理等行政部门负责在职人员教育培训工作。

机关、企业、事业单位、民办非企业单位、其他组织以及教育培训机构应当依法开展在职人员教育培训，提高在职人员素质。

鼓励机关、企业、事业单位、民办非企业单位以及其他组织建立带薪学习制度，支持在职人员接受教育培训。

第十四条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负责失业人员和进城就业农村劳动者就业培训工作。

教育培训机构应当按照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的培训计划和要求，开展失业人员、进城就业农村劳动者的就业培训和创业培训。

失业人员和本市进城就业农村劳动者的就业培训，可以按照国家和本市有关规定享受培训费补贴。

第十五条农业行政部门负责农业教育培训工作。

教育培训机构应当按照农业行政部门的教育培训计划和要求，对农民开展农业生产关键技术、关键环节和新品种、新技术应用能力等方面的教育培训。

第十六条教育、民政等行政部门负责老年教育工作。

教育机构应当按照教育、民政行政部门的要求，开展适合老年人特点、丰富老年人生活、增进老年人健康的知识型、休闲型和保健型文化教育。

第十七条教育、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残疾人联合会负责残疾人教育培训工作。

教育培训机构应当按照教育、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残疾人联合会的培训计划和要求，注重残疾人的潜能开发，根据残疾人身心特点和需要组织开展残疾人职业技能等方面的教育培训。

第十八条区、县人民政府应当加强本辖区内的社区教育工作。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负责组织开展辖区内的社区教育工作。

区、县和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应当根据实际情况，完善社区教育网络，对社区学院、社区学校的人员和经费予以保障。社区学院、社区学校应当为社区居民提供文化、技能培训服务。社区学院应当对社区学校给予业务上的指导。鼓励其他教育培训机构为社区居民的终身教育提供服务。

教育、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农业、人口和计划生育等行政部门以及工会、共产主义青年团、妇女联合会、残疾人联合会可以委托社区学院、社区学校和其他教育培训机构，开展社区内的在职人员、失业人员、农民、进城就业农村劳动者、老年人、残疾人教育培训。

第十九条各级妇女联合会应当会同教育等行政部门与社区密切合作，指导和推进家庭教育，通过社区学校、家长学校、家庭文明建设指导中心等，开展家庭教育宣传，普及家庭教育知识，推广家庭教育经验。

第二十条从事终身教育工作的专职教师应当取得相应的教师资格。

政府有关部门应当根据终身教育培训机构的性质，将从事终身教育工作的专职教师的职务评聘纳入相关行业职务评聘系列。

社区学院、社区学校专职教师的职务评聘，可以在教师职务系列中增加设置相应的学科组，参照国家教师职务评聘的相关制度执行。

从事终身教育的专职教师在业务进修、专业技术考核等方面与相应的专业技术人员享有同等权利。

第二十一条鼓励专家、学者以及其他具有专业知识和特殊技能的人员兼职从事终身教育工作。从事终身教育的兼职教师，应当具有与终身教育有关的工作经验或者相应的专业技术资格。

市教育行政部门应当会同相关行政部门逐步建立和完善终身教育兼职教师信息资料库，为各级各类教育培训机构从事终身教育工作提供师资信息服务。

第二十二条本市设立的开放大学，应当逐步整合成人高等教育资源，形成开放的学习平台。

教育行政部门应当建立终身学习电子信息网站，完善市、区（县）终身教育数字学习资料库，提供公益性远程教育服务，实现资源共享。

鼓励各级各类学校和教育培训机构充分利用互联网、移动通讯等开放教育课程、提供优质教育资源，促进终身教育发展。

广播电视台（站）应当保证每天一定时间用于播放终身教育节目。

第二十三条普通学校应当发挥师资、科研、课程开发、场地、教学设备等方面的优势，在不影响正常教育教学情况下，为开展终身教育提供服务。

第二十四条图书馆、博物馆、科技馆、美术馆、文化馆（站）、工人文化宫、青少年活动中心、社区文化活动中心等应当根据市民需求，通过举办讲座、展览展示、科普教育等多种方式开展终身教育活动。

各级人民政府及其部门可以通过购买服务的方式，将企业、民办非企业单位开发的教育学习资源用于终身教育。

第二十五条本市对终身教育工作中作出突出成绩的单位和个人，按照有关规定给予表彰奖励。

第二十六条设立非经营性培训机构的，申请人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向教育行政部门或者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办理审批手续，取得办学许可证后，依法办理事业单位法人登记或者民办非企业单位法人登记。

第二十七条设立经营性民办培训机构的，申请人应当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申请办理名称预先核准手续，然后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提出登记申请。

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应当将有关申请材料送教育行政部门或者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征求意见；教育行政部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应当及时反馈书面意见。

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应当在收到书面意见后作出是否准予登记的决定。作出准予登记决定的，颁发《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并抄送教育行政部门或者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作出不予登记决定的，应当书面告知理由。

第二十八条经营性民办培训机构应当符合下列要求：

（一） 有熟悉教学业务和办学管理的培训机构负责人；

（二） 有与培训类别、层次与规模相适应的专职和兼职教师；

（三） 有相应的办学资金和保证日常教学正常开展的经费来源；

（四） 有与培训项目相适应的教学场所和教学设备；

（五） 有办学和教学的管理制度。

经营性民办培训机构不得未经登记擅自从事培训活动，不得挪用办学经费，不得恶意终止办学。

第二十九条经营性民办培训机构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依法办理终止办学手续：

（一） 根据培训机构章程规定要求终止的；

（二） 因资不抵债无法继续办学的。

第三十条本市建立教育培训机构学杂费专用存款账户监管制度，保障教育培训机构收取的学杂费主要用于教育教学活动，维护受教育者和教师的合法权益。具体办法由市教育行政部门会同相关部门制定。

第三十一条教育、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工商、公安等有关行政部门应当按照职责分工，加强对终身教育培训机构办学条件、营业登记、广告发布和校舍安全等办学事项的监督检查。

教育、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等有关行政部门应当按照职责分工，组织或者委托社会中介组织对各级各类教育培训机构从事的终身教育工作等进行评估，评估结果应当向社会公布。

第三十二条本市建立终身教育统计制度。终身教育协调机构应当组织有关部门依法开展终身教育统计工作，做好统计资料的管理，并定期发布相关信息。

第三十三条市教育行政部门应当会同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工商等行政部门设立统一的投诉电话，并向社会公布。

受教育者在终身教育活动中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可以进行投诉。接到投诉后，有关行政管理部门应当按照职责分工依法处理，并在法定期限内将处理情况答复投诉人。

第三十四条经营性民办培训机构未经登记擅自从事培训活动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会同教育行政部门或者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按照法律、法规规定予以处罚。

经营性民办培训机构挪用办学经费、恶意终止办学的，由教育行政部门或者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按照各自职责，责令改正，并处以十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款；有违法所得的，退还所收费用后没收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责令停止招生；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五条本条例自2011年5月1日起施行。


　　2012年5月23日人民法院报“刑事行政”版刊有骆惠华、付竹《数罪并罚能否适用缓刑》一文，笔者基本同意该文的观点，即在数罪并罚情况下，一般不适用缓刑，而在特殊情况下可以适用缓刑，但应持慎重态度，从严掌握。本文拟就这一问题谈点意见，仅供同行们在理论研究与实务操作时参考。

　　一、数罪并罚在一般情况下不宜适用缓刑

　　行为人以两个以上的故意或者过失，实施两个以上的行为，具备两种以上犯罪构成的，即为数罪，刑法理论上称之为“实质的数罪”。而数罪并罚，则是指一人犯有数罪情况下，人民法院对其所犯的各种罪分别定罪量刑以后，依照法定的原则决定应执行的刑罚。由此可见，数罪并罚下的定罪量刑过程所包含之问题，远比一罪的刑罚适用过程复杂得多，其基本特点有三：一是数罪特征。必须是一行为人犯有数罪，如某行为人没有犯实质的数罪或独立之数罪，即失去数罪并罚的事实前提，也当然不在并罚之列。二是时间特征。即数罪必须发生在法定期间内，世界各国对此有不同立法规定，但我国刑法关于数罪并罚的适用则以刑罚执行完毕以前所犯数罪作为适用并罚的最后时间界限，同时对于在不同刑事法律关系发展阶段内所实施或发现的数罪，采用不同的并罚方法。三是原则特征。即必须在对数罪分别定罪量刑的基础上，依照法定的并罚原则、范围和方法，决定执行的刑罚（参见周振想主编《中国新刑法释论与罪案》上集，第475-479页）。

　　由以上分析所知，犯有数罪的犯罪分子，比犯有一罪的犯罪分子具有更大的社会危害性。而适用数罪并罚之方法，就能依法对犯有数罪的犯罪分子处以较重的刑罚，有利于惩治犯罪。因此，设置数罪并罚制度的意义主要有二，一是体现了罪刑相适应原则，二是体现了法之正义性与实现刑罚之目的性。正是基于此，刑法理论与实务上都强调，一般情况下对数罪并罚的犯罪分子不宜适用缓刑。1996年6月26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对贪污、受贿、挪用公款犯罪分子依法适用缓刑的若干规定》（法发[1996]21号，以下简称《若干规定》）第三条规定，“对下列贪污、受贿、挪用公款犯罪分子不适用缓刑：1、犯罪行为使国家、集体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2、没有退赃，无悔改表现的；3、犯罪动机、手段等情节恶劣，或者将赃款用于投机倒把、走私、赌博等非法活动的；4、属于共同犯罪中情节严重的主犯，或者犯有数罪的；5、曾因经济违法犯罪行为受过行政处分或刑事处罚的；6、犯罪涉及的财物属于国家救灾、抢险、防汛、优抚、救济款项和物资，情节严重的。”事实上，司法实务操作中不但经济犯罪审判上执行此规定，涉及其他犯罪中数罪并罚的，如涉毒、涉恶、涉黄、药品、醉驾等，一般也不宜适用缓刑。

　　二、数罪并罚在特殊情况下可以适用缓刑

　　正如骆惠华、付竹文中所言，慎重不等于排斥。对于一人犯有数罪的情况，绝对地排斥缓刑的适用也是不当的，因为这样既不利于刑罚目的之实现，也与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相悖。笔者认为，数罪并罚在特殊情况下适用缓刑，并不违背缓刑这一刑罚执行方法的创设宗旨，也有利于充分发挥刑法的“校正性正义”的功能与作用，最大限度地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促进犯罪分子回归社会。至于何谓“特殊情况”，笔者的理解是，以下几种情况可以认为比较“特殊”，尽管实行数罪并罚但仍可以视为“特殊情况”而适用缓刑：

　　第一，主体特殊。犯罪主体是犯罪构成的要件之一，即实施了危害社会的行为、依据刑事法律应负刑事责任的人。从理论上讲，任何人的行为构成犯罪均应接受刑事追究，以体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但是，具体处罚又是不同的，以体现区别对待的政策。这种区别对待，往往在刑法的条文中即作了明确要求，主要有：1、刑法第十七条规定的未成年人犯罪、七十五岁以上的人犯罪的特别要求；2、刑法第十八条第二、三款规定的间歇性精神病人在精神正常时的犯罪、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犯罪的特别要求；3、刑法第十九条规定的又聋又哑的人或者盲人犯罪的特别要求；4、刑法第二十条规定的正当防卫过当的人构成犯罪的特别要求；5、刑法第二十一条规定的紧急避险过当的人构成犯罪的特别要求；6、刑法第二十二条至二十四条规定的预备犯、中止犯、未遂犯的特别要求；7、刑法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规定的共同犯罪中的从犯、胁从犯的特别要求等等。上列这此犯罪主体，或因年龄因素（未成年或年老），或因智障因素或身体残缺不便关押执行因素，或因犯罪状态或行为作用因素，尽管被数罪并罚，但有的可以成为缓刑等非监禁刑的执行对象。

　　第二，案件特殊。按照刑法修正案（八）修改后的刑法第七十二条规定：“对于判处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可以宣告缓刑，对其中不满十八周岁的人，怀孕的妇女和已满七十五周岁的人，应当宣告缓刑：（一）犯罪情节较轻的；（二）有悔罪表现；（三）没有再犯罪的危险；（四）宣告缓刑对所居住社区没有重大影响”。刑法修正案第十一条的修改主旨有三：一是将缓刑的适用条件明确化和具体化，即规定四个必备条件，增强了司法的可操作性；二是增加未成年人、孕妇、年老之人三类主体应当宣告缓刑，表明此三类案件从法定性上保证法官无须请示即可下判；三是在该条第三款增设了禁止令的适用，即同时禁止缓刑犯的活动区域或范围，以防止再次犯罪。从该条的结构上看，就案件情况分为两大类。第一，应当宣告缓刑的案件，主要有三类：一是未成年人犯罪案件，这是基于《未成年人保护法》的考虑，防止关押后交叉感染，不利于教育、挽救与感化；二是孕妇犯罪案件，这是基于《妇女权益保障法》的考虑，因妇女关押执行将产生诸多不便，需要特别关护；三是年老的人犯罪案件，七十五周岁以上之人，本身余年不多，施以监禁执行不符合人性化要求，故须特殊考虑。第二，可以宣告缓刑的案件，这是一个比较宽泛的案件范围。一方面，指凡判处拘役或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案件，皆“可以”适用缓刑，因为这从刑种和量刑幅度方面分析，都表明是轻刑犯罪甚或轻微犯罪的案件。另一方面，凡判处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案件，并不当然适用缓刑，只有同时符合四种必备条件的，方能“可以宣告缓刑”。而且，根据我国刑法分则条文的规定，涉及拘役、三年以下徒刑的案件，均达数百种以上，尤其拘役刑的案件最多，几乎五年以下徒刑的案件均有拘役刑种。这就表明，“可以宣告缓刑”的案件太多，因而刑法修正案用四个必备条件加以限制，是必要的。

　　第三，情节特殊。案件情节在决定适用监禁刑或非监禁刑方面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案件情节主要分为法定情节和酌定情节。从法定情节讲，又分为法定从重、加重处罚情节和法定从轻、减轻处罚情节，涉及拘役、三年以下徒刑适用缓刑的，当然仅指后者，主要有以下几类：1、自首和以自首论（刑法第六十七条第一款规定可以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2、坦白交待（刑法第六十七条第三款规定可以从轻、减轻处罚）；3、立功（刑法第六十八条规定可以从轻、减轻或免除处罚）。从酌定情节看，按照刑法第六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犯罪分子虽然不具有本法规定的减轻处罚情节，但是根据案件的特殊情况，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也可以在法定刑以下判处刑罚”，是关于酌定情节下减轻处罚之特别规定。事实上，除这种须报经核准的减轻处罚外，司法实务中还存在量刑上的大量酌定情节，比如犯罪分子的一贯表现、初犯、偶犯、赔偿损失、避免严重犯罪后果发生等等，均属于量刑考虑的重要情况，有些甚至对数罪并罚情况下能否适用缓刑产生重要影响，如下例：

　　原甘肃省白银市白银有色金属公司副经理万国英（副厅级）受贿、挪用公款、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的三罪并罚案件，并罚有期徒刑四年，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三年（见《公检法办案指南》2003年第4辑第171-173页），最高法院孙长山法官在撰写该案例时指出：兰州中院以受贿罪（金额3万元）判处有期徒刑二年，以挪用公款罪（金额5万元）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以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金额54482元）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但鉴于受贿、挪用数额小，没有为行为人谋利益，所挪用之款亦全部归还，犯罪情节较轻；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法定刑也不高，故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三年，体现了对犯罪的依法惩处，符合罪刑相适应原则。这表明，犯罪情节决定了缓刑之适用。1998年9月17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对山东省人民检察院《关于数罪并罚决定执行刑期为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能否适用缓刑问题的复函》（[1998]高检研发第16号）指出：“对于判决宣告以前犯数罪的犯罪分子，只要判决执行的刑法为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且符合根据犯罪分子的犯罪情节和悔罪表现，适用缓刑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的案件，依法可以适用缓刑（见《公检法办案指南》2000年第1辑第125页）”。

　　三、数罪并罚适用缓刑很敏感，故须慎重

　　如前所述，数罪并罚即是对于犯有两个以上之罪的行为人，就其所犯各罪分别定罪量刑后，按照一定的原则合并执行（参见曾庆敏主编《精编法学辞典》第1154页）。在我国，刑法规定可以按数罪并罚原则处置的情况有三种：即判决宣告以前一人犯数罪的；判决宣告以后刑罚执行完毕以前发现犯罪分子还有漏罪未判的；判决宣告以后刑罚执行完毕以前又犯罪的。关于数罪并罚，各国刑法大致可归纳为三种处罚原则，即吸收原则、合并原则和限制加重原则。我国“79刑法”和“97刑法”均采以限制加重原则为主，以吸收原则、并科原则为补充的折衷原则。就刑法量刑的角度而言，数罪并罚制度的本质，就是协调各种宣告刑与执行刑的原则的有机统一体系（参见周振想主编《中国新刑法释论与罪案》第475页）。

　　由于数罪并罚以一人犯有数罪作为事实基础，因而在数罪并罚后适用缓刑之执行方法，历来引人注目，成为敏感话题，甚至成为上诉、抗诉的原因或理由。笔者调研发现，敏感因素主要来自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内部敏感因素。这里所指内部敏感因素，主要是指来自一审法院内部、一审法院所在地政法机关内部以及一审与上诉审、申诉审相对应的法院。当某一人犯有数罪且经并罚后又宣告缓刑，在一审法院多有议论。尤其当并罚时被告人在押，因宣告缓刑马上取保候审解除羁押，同行中较为敏感，私下议论多，甚至疑为关系案、人情案或金钱案。当一人犯有数罪并罚后解除关押，对于提起公诉的机关以及公安等侦查机关比较敏感，甚至公开指责轻纵犯罪，并以此为由提起抗诉。例如黄某，2002年因犯寻衅滋事罪被北京市西城区法院判处徒刑一年，缓刑一年，在缓刑期间发现其在2001年犯有故意伤害罪（轻伤），法院以故意伤害罪判刑一年，撤销原判，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一年十个月，缓刑2年，引发政法几家争议。检方认为黄某二罪并罚后不应再适用缓刑，因刑法明文规定在缓刑期内发现漏罪或者又犯新罪应当撤销缓刑，此“撤销缓刑”即意味着并罚后不应再适用缓刑。法院则认为，被告犯罪时未满十八周岁，且伤害他人系多人参与并已赔偿损失得到被害人谅解，所以仍可以适用缓刑（参见《公检法办案指南》2003年第7辑第177-180页）。至于上诉审中改判一审之实刑适用缓刑，比较常见。据重庆市奉节县法院司法统计显示，仅2010一2011的两年中，二审法院改判一审实刑为缓刑的即达7件之多，引发议论。

　　第二，外部敏感因素。当某一犯罪人经法院数罪并罚后宣告缓刑立即回到了家，周围群众及基层组织很少从正当理由上去研究，而是多从关系、金钱等方面挂钩思维，认为被告人家里占人，神通广大，竟把作恶多端的犯罪分子从牢房里弄回来了。个别有文化的人为此大肆渲染，甚至引用英国人肖佰纳的话说，“法律象蛛网一样，小虫子被粘住了，飞鸟却一冲而过”的名言，令听众深信不疑，对司法发出唏嘘之声。尤其是领导干部或公务人员犯罪、企业老总犯罪、经济领域犯罪这些人，数罪并罚宣告缓刑后，民众很不理解，进而从对司法机关之怀疑引至对国家法律政策之怀疑。其实，缓刑适用在司法实务中过于集中于故意伤害、交通肇事、盗窃、贪污贿赂等几类罪名，几乎占每一年度适用缓刑的60%以上，某些地区高达80%以上（参见张军主编《刑法修正案（八）条文及配套司法解释理解与适用》第108-109页），也是民众太过敏感的重要原因。

　　第三，犯罪行为人及其亲属敏感因素。犯罪行为本人及其亲属，往往较少从犯罪行为给社会造成的危害上考虑，而从司法机关能够网开一面给予从轻从宽处罚上考虑较多，寄希望较大，因而对数罪并罚适用缓刑等非监禁刑十分敏感，甚至不惜动用亲友邻里写联名信给法院，或直接向办案法官说情甚至送礼以获得从宽处理。因为他们知道，犯罪人一旦被判处实刑，不但直接导致婚姻破裂、家庭解体、上学就业无望，而且将承受多种处罚、处理的结局。因为，按照国家人事部人核发[1989]2号《关于国家行政机关工作作人员被判处拘役、管制及被判处刑罚宣告缓刑后的工作和工资问题的通知》规定，“缓刑期间表现好的缓刑期满后可以分配正式工作，重新确定职务和工资等级”，对今后生活尚存希望；按照中纪委、中组部《关于受刑罚处罚的党员的党籍处理问题的解答》规定，宣告缓刑而不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根据犯罪情节和一贯表现，可以不开除党籍，但必须给予党纪处分，对其政治生命尚可珍惜。按照目前政策，对于在校学生犯罪或处于十八周岁临界前后的犯罪人，宣告缓刑尚能保住学业、进入就业或参军的可能。各种类似情况，一人犯罪，全家忧虑，其敏感程度超过任何其他人。

　　正因为数罪并罚后宣告缓刑太过敏感，所以必须慎之又慎。为防止缓刑适用不当引发不必要的麻烦，笔者认为，在目前的司法实务中应采取以下防范措施：第一，从程序上强化公开公正的力度，加强庭审中的数罪并罚适用缓刑的举证质证及充分的法庭辩论，增强庭审的透明度。第二，凡数罪并罚适用缓刑除法定的未成年人、孕妇和七十五周岁以上老年人犯罪案件可由合议庭、业务庭决定外，其他所有案件均应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第三，严格执行最高人民法院制发的《量刑指导意见》，严格、合理掌握数罪的量刑要求，严禁为了适用缓刑在对各罪量刑时有意识从轻处罚，从而降低总和刑，使之降至三年以下的现象，业务庭长、主管院长应当严格把关。第四，对于数罪并罚适用缓刑问题，应纳入纪检监察的监督范围，每案必查，有不良反映的重点督查，实行按季、半年、年度专项通报制度，促进数罪并罚宣告缓刑的过程、实务与原则把握置于公开监督的视线之内，以保证办案质量。

（作者单位：重庆市奉节县人民法院）